本文以金岳霖之分析的形而上学及其展开为题,具体阐释了其描述实然世界的形而上学、以新概念论为核心的实在主义知识论、实在主义逻辑哲学论三者相统一的分析哲学系统。作者欲通过澄清金岳霖建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逻辑哲学论时的论证脉络、讨论该系统所能应对的攻击和诘难、分析该系统未能克服的问题,着意从正反两方面看待分析方法和分析进路,引导对如何适当地运用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进行探索,而不是把它推向极端或盲目抛弃。有鉴于传统逻辑学和哲学的弊端,金岳霖明确提出要以现代逻辑作为组织哲学的工具。与重视现代逻辑的工具作用密切相关,逻辑分析和逻辑构造得到金岳霖的青睐。金岳霖继承了罗素的逻辑分析法,且巧取了摹状词理论所提示的“以结构替换实体”的思路,使其形而上学中的命题呈现出相互支持、有结构性功能的特点。与罗素和逻辑经验主义者对逻辑构造法的运用不同,金岳霖仅在形式上继承和发扬了逻辑构造法,并未以之拒斥形而上学,而是反转地使用逻辑构造法建构了分析的形而上学系统。金岳霖在明确哲学与科学存在性质差异的基础上,仍然在哲学与科学间建立联系,并就归纳原则真的被引用、一直被引用,甚至质疑它的时候都不得不引用它,为作为接受总则的归纳原则做出有效辩护。“道演”系统是一个由逻辑构造而成的分析的形上学系统,该系统是一个逻辑演绎系统函摄现实演化系统的复合体。演绎系统的建立以“式”和“能”两种逻辑抽象物为基本元素,“可能界”、“现实界”（包含实在与存在）的现实化,均由逻辑结构的定义方式和所预设的原则规定。这些规定同时被现实的演化系统所蕴涵。现实世界的变动历程也由定义和推绎的方式描述,“共相”、“殊相”、“特殊个体”,甚至人、目的、知识等项目均会出现于演化程序中,然而这些不过是“本然界”的项目。官觉类把“本然界”纳入官觉关系中,则形成“自然界”,当自然项目被知识经验所接受和安排时,便产生“事实界”。解释世界,同时也是对所理解的世界的一种敞开。金岳霖从“道一”和“道无限”两方面表示实然世界的可理解性,而其理解世界的分析的进路则表现出对语言、命题分析和蕴涵关系的高度依赖。他概括了具有蕴涵关系的四种“理”,用一组关于“理”的同心圆反映实然世界的图景,并为知识和逻辑奠定基础、提供解释。金岳霖的知识论以“知识底理”为研究对象,其内容包括普遍的理和特殊的事实。求知者以“觉像”为基础,在“以得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的狭义知识经验中不断地明理与知事。语言、概念和命题是表达所得到的知识内容的工具。发现真命题、得到精确的概念结构标志着获得知识。知识的进步是一个由真命题的增加,发展为意念图案的丰富、精细,再到修正意念图案使其愈发凝固化为概念的结构的过程。至当不移的总概念结构能够如实地反映实然世界,被视为形上层面、关于宇宙大全的真理。金岳霖把至当不移的总概念结构视为知识的极限,从而否定了人们达到形上真理的可能性。实在主义在金岳霖看来是最善分析和条理的哲学,但以往的实在论者往往被经验论的教条所桎梏,他则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以新实在论抵制了理性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倾向,跳出经验论教条,反对了经验论中某些相对论观点。金岳霖肯定常识对于形成知识有意义,主张在知识经验中修正常识走向真知。其分析的形上学所描述的实然世界,既是知识的对象和基础,同时又为知识的形成提供了解释:“固然底理”（自然律）是知识的内容,先验的“本然底元理和非元理”与先天的“必然底纯理”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在此意义上,金岳霖的概念结构论可被视为其分析的形而上学的一种展开。在金岳霖看来,逻辑系统是表示逻辑的工具。逻辑基础成为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导源于“逻各斯”中动态的、内在于客观世界结构这两方面的意义淡出人们的视域,且其条理化的静态规律、及其组织认识结构的功能被凸显。同时,不区分逻辑和逻辑系统对于理解逻辑基础也造成困难。反对基础主义的哲学家们揪住为逻辑提供基础需站在逻辑之外,而站在逻辑之外我们根本无法思考这个死循环,吓阻逻辑学家走向实在主义的逻辑基础论。金岳霖强调逻辑的工具性,采用反溯什么样的基础才可以满足逻辑系统的这种工具特征的做法,对驳斥反基础主义的诘难意义重大。此外,他通过分析逻辑学三大基本规律揭示出逻辑就是客观化了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性的基础,也是实然世界所必然具有的实在的形式本身。逻辑学能够制约知识、成为知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前提正是逻辑以实然世界为基础与“式”这一实在的形式是逻辑的大本营。在这个意义上说,金岳霖的逻辑哲学论是其分析的形上学的另一种展开。就金岳霖的分析哲学系统内部之已有理论而言,他基本做到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金岳霖的形而上学并不包含卡尔纳普所谓围绕本源、开端、神等展开的无意义的陈述,其所用命题没有违反逻辑句法和语法,以真实的理论形式展现了现实的宇宙演化过程蕴涵着逻辑演绎系统的规定,可谓确有理论内容。金岳霖有效地避免了卡尔纳普所谓的无意义陷阱,同时并没有秉持他所信奉的还原论教条。金岳霖所谓的休谟问题是秩序而不是归纳问题,“大概”对金岳霖所谈的归纳问题和休谟问题都不重要。金岳霖没有使用反证法,无需面对证伪主义根本方法中无法克服的循环论证问题。他把归纳原则和自然齐一原则视为归纳推理的前提,因果律却不是。以区分基础主义和认为知识有其基础为前提,本文指出金岳霖并不是基础主义者,他并不把感觉到与认识到相等同、也不把正觉的所与作为知识唯一的、直接的、确定的基础。金岳霖的分析哲学有某种整体主义的倾向,这无疑有利于他避免基础主义和朴素实在论中存在的弊端。能够有效地反驳上述攻击和诘难,并不代表金岳霖的哲学思想尽善尽美。以“广义的认识论”和“具体的形而上学”以为参照,不难发现金岳霖哲学思想亦有较大局限。这些局限与他所采取的分析进路有直接的关系:金岳霖倚重名言、概念作为把握外部世界的方法和手段,虽试图用“能”肯定名言世界之外尚有非名言之域,彰显对实然世界有整体性地把握。但充满神秘色彩的“能”在其来源上与二分法、排中律、抽象排除法难以相分,其本身亦是种逻辑抽象,所以未能担负冲出语言的牢笼的重任。以分析为进路,金岳霖对“意义”的理解主要限于语言与逻辑之域,忽视了意义的生成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由于分析哲学家对形上学和本体论做出狭义的理解,导致把本来是具体的、现实的,以整体的、统一的形态存在的世界仅当作知识分而治之的对象。在金岳霖那里其实仅有知识这一个维度,智慧仅被作为知识所达不到的极限。这种对智慧的误解表明他未臻哲学实践智慧之境。金岳霖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矫枉过正,使他脱离对人和人的具体存在方式的考察,而抽象地研究对象世界。离开人类知、行活动的现实过程,根本无法实现对世界的全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