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是指以食用或其他利用为目的进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进出口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进行法律规制应当从特定的规制对象、不同法律部门的规制依据以及规制手段的强制性三个维度加以展开。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法律规制既具有环境公共信托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动物福利理论的支撑,又具有确保生态环境稳定安全、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现实需要。然而,从我国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法律规制的现状来看,我国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法律规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狭窄且更新迟缓。《野生动物保护法》将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确定为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三有”陆生野生动物,无法满足新时期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目的。二是行政执法体系建设滞后。现行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执法体系存在执法权能分散、乡镇执法力量缺失和执法力量薄弱的问题。三是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刑法规制模式不足。刑法对野生动物交易不同环节犯罪采取列举的方式和各地不统一的裁判标准难以全面公平地评价所有的野生动物交易犯罪。四是社会力量对非法交易的监督不足。政府有关部门缺乏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举报者的物质、精神奖励,导致公众的参与力度不够。为有效对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在考察韩国、日本、美国和英国四个国家法律规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法律规制的四点建议。第一,扩大保护范围,设立动态模式。在“防范公共卫生风险”的立法目的要求下,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并根据野生动物物种的数量变化设置动态的保护模式。第二,完善执法体系,提高执法效能。负责监管野生动物交易不同环节的部门,应建立信息互享平台,打破各监管环节的部门壁垒,并从执法人员和相关执法技术两方面加强执法力量建设。第三,加强刑法适用,提升震慑作用。刑法应该加大对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全面规制非法交易行为和统一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裁判规则来实现对非法交易行为的有效惩治。第四,引导多元参与,推动社会共治。完善对举报非法交易行为的奖励制度,引导公民、媒体和行业协会对非法交易行为进行监督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