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5G互联的时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我国高端信息技术产业被卡脖子问题凸显,国家众多信息技术企业遭受重创,因此相关产业走自主可控和科技创新的道路成为我国应对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必然选择。我国信息技术企业在高端制造领域不再受制于人,实现弯道超车的必经之路就是研发创新,在如芯片设计制造、软件研发等关键环节开展攻坚战,打破国外竞争者的垄断地位。研发创新构筑了行业技术壁垒,提升了企业的行业竞争力,这里面离不开研发费用和人员的投入,而研发创新具有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且需要源源不断的研发资金支持。大部分信息技术企业处于成长阶段,自身造血能力不足,需要借助外部融资来满足资金需求,但是传统的融资渠道狭窄,其资产规模、盈利水平等条件又无法满足A股主板的发行门槛,因此科研活动受到阻碍。相关的监管机构也意识到了信息技术行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积极努力尝试制度改革,给予高新技术企业获得股权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的机会,为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建设积蓄储备力量。2019年6月至今,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以及创业板注册制存量改革逐渐拉开序幕,注册制改革为这些有着创新属性和盈利薄弱的信息技术企业提供了高效的融资渠道,为其科研创新以及硬件布局的提供了资金来源。IPO的合理定价,有助于企业募集所需资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我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转型的问题,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成为新的选择,国民经济也在由传统的粗放型逐步向精细化方向发展转变。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科研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排头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有对IPO定价的研究大多集中以全行业的上市公司或传统制造业,鲜有文献聚焦信息技术行业进行研究,本文研究聚焦信息技术行业,具有时代意义。此外,国内外学者鲜有将发行制度改革结合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探究其对企业IPO定价影响的文献,本文选取对我国未来发展影响深远的信息技术行业为研究范围,探究发行制度、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对IPO定价的影响,具有开创性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市场有效假说、企业资源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投入产出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经过系列的筛选后,以我国沪深A股2015年至2020年上市的354家信息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选择文献研究法和逐步回归、多元回归等实证分析方法,在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五点相关研究假设。在进行一系列针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后,通过逐步回归对控制变量进行筛选,提升模型的精确度。然后对研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排除研究因素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干扰,最后基于实证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究发行制度、研发投入对IPO定价的影响以及专利产出在研发投入对IPO定价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主要有:（1）相对于核准制发行制度,注册制提高了信息技术企业的IPO定价;（2）研发费用的投入能够提高信息技术企业的IPO定价;（3）研发投入通过专利产出的中介效应影响IPO定价;（4）研发人员投入对IPO定价有正相关的倾向但无显著影响。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对监管机构提出了完善企业信息披露相关法规,对披露信息精细化审核,出台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相关政策的建议;对发行企业提出了把握注册制发行窗口,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及时披露科研动向以吸引外界投资者关注的建议;对投资者提出了关注企业的研发费用使用效率和科研投入产出比,对企业披露的核心专利进行甄别和判断的建议。最后,本文对研究的未来可能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