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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统的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的降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逐渐放缓,通过高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亟需找到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创新作为社会发展核心要素之一,是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因素。本文试图探究货币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创新投资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对两者影响存在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金融危机后兴起的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给了我们更多思考,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验证了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从理论上来说,银行风险承担投资水平的高低,可能会显著影响企业高风险投资(创新投资),但是由于风险控制或是外部监管等因素,不会对企业低风险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认为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可能是导致货币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创新投资产生差异性影响的原因之一。在实证部分,第一步验证货币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创新投资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影响;第二步探究银行风险承担是否是货币政策对两种投资存在差异性影响的原因之一。其中第二步又分成两个步骤,首先验证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有显著影响,然后在货币政策影响两种投资的基础上加入银行风险承担作为中介变量,分析银行风险承担在这个两个传导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同的中介效应。选取的样本为2010-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并构成面板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广义二阶矩估计(sys-GM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如下:(1)货币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创新投资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影响,货币政策宽松时,虽然两种投资都会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有显著差异,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大于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2)银行风险承担是导致货币政策对两种投资存在显著差异性影响的原因之一,因为首先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货币政策宽松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会提高,其次银行风险承担在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过程中体现了中介效应,但是在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过程中没有体现中介效应,因此可以认为银行风险承担是货币政策对两种投资存在显著差异性影响的原因之一。本文的贡献在于:(1)将现有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向企业投资层面拓展;(2)将企业投资分为高风险的创新投资和低风险的固定资产投资,研究货币政策对两种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3)在货币政策影响两种投资的过程中加入银行风险承担这一中介变量,探究银行风险承担是否是导致货币政策对两种投资差异性影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