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得到迅猛发展,但在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规模不断扩大、企业投资区位选择越来越多元化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仍面临诸多风险和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地缘政治环境复杂难测,且大多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沿线各国参差不齐的治理水平和国家间双边政治关系的变化都会给中国的OFDI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国家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甚至存在战乱和冲突的风险,这些因素都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近年来在影响中国OFDI因素的研究中,东道国治理水平这一重要因素开始引起学者关注,东道国的低治理水平会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些未知的投资风险,而良好紧密的双边政治关系或许能够对东道国低治理水平给中国OFDI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将考察东道国治理水平和双边政治关系这两个因素对中国向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并在模型中加入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治理水平的交乘项,重点探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治理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采用适用于短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东道国治理水平、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OFDI的影响及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治理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接着在全样本回归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济体制将样本国分类并进行异质性分析,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济体制下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治理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国别差异,最后对全样本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治理水平和以双边投资协定衡量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以高层互访衡量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第二,高层互访对东道国治理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彼此呈现出一种替代互补的关系;双边投资协定对东道国治理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现为一种优化促进的关系。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治理水平和以双边投资协定衡量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和沿线非转型国家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要更大;而高层互访衡量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在沿线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第二,当沿线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和转型国家时,高层互访对东道国的治理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当沿线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非转型国家时,高层互访对东道国治理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这些调节作用均不明显。第三,无论是沿线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东道国治理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中国对沿线高收入国家的OFDI中显著。无论是沿线转型国家还是非转型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东道国治理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在中国对沿线非转型国家OFDI中调节作用更大。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了可行性对策建议。国家宏观层面:第一,中国政府要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加强与东道国双边政治关系建设;第二,中国政府应搭建投资信息平台,建立健全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企业微观层面:第一,企业应加强对沿线国家的国别研究,差异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第二,企业要不断完善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海外投资风险识别及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