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在当前中国的舆论传播中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它是基于“阶层流动受阻”与“风险的社会放大”两个意涵而建构起来的概念。这一概念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术名词所不同的是,它并非经历了反复的科学论证后而被提出,而几乎是从舆论界“闯入”学术领域,亦即人们越过对“阶层固化”状态是否“存真”的严密论证,直接进入到分析“阶层固化”的成因和应对策略的阶段。在此过程中,舆论界和学术界存在着将阶层流动受阻与阶层固化的概念混同使用的情况,存在着将局部领域现象误认为是整体态势的情况。在横向的国际比较中,研究发现英国的阶层流动受阻问题主要表现为,公立与私立学校之间优质教育资源的差距、富裕阶层与非富裕阶层的子代在就业上的不均衡;美国阶层流动的速率较建国之初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代内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高度相关,政治领域局部呈现出家族化现象,教育资源非均衡分布等;二战后,日本社会阶层流动由结构性转向非结构性,政治、经济领域局部呈现“家族化”特征,教育改革加剧了不同阶层子代间受教育资源的差距。纵向上,在对中国实践的历史考察中,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阶层流动主要分为四个阶段:1949—1965年,阶级关系重塑与“二元身份”边界形成阶段;1966—1977年,失序流动阶段;1978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分化与新组合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边界清晰下的稳定流动阶段。中国社会并非呈现出阶层固化的整体态势,但却要正视阶层流动障碍现象存在的基本事实。影响阶层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宏观上的制度与政策因素、中观上的“制度外间隙行为、微观上差异化的个体能动性等因素,并且促进抑或阻碍阶层流动的因素随时代不同会发生转向。改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机制、防范阶层固化的风险应以保障机会公平为主要原则,加快城市化、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税收制度与征税监管机制、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全体社会成员应认清“结果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以更为平和的心态在坚持理想与崇尚理性之间找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