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市难”这一现象始终存在于我国股票市场。根据wind终端的统计，截至16年8月我国上市公司已达2915家，两市累计退市公司仅有90家。而美国，仅纳斯达克市场的退市公司已逾2000家。在对比了A股市场历次退市制度改革前后的退市情况之后，本文发现历次退市制度的完善并没有缓解“退市难”这一现象。而且在新退市制度推行几年后，绩差公司反而更难被退市，退市公司的数量与制度推出的时间长度成反向变化的趋势。这说明A股“退市难”的原因并非一直以来认为的退市制度不完善，而是存在人为阻力。结合政府对我国股市的显著影响，本文认为这一阻力来自于政府。中国股市特有的ST制度天然将市场中的绩差公司从正常经营的公司中区分了出来，这些绩差公司为了避免触发退市，往往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完成脱困。因此，本文对政府如何影响ST企业重组问题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使用了：综述研究法、理论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研究。在行文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具体来看，在研究问题的引入、相关知识和文献的综述阶段采用综述研究；在构建理论基础和框架的过程中使用理论分析法；在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假设的阶段采用实证研究，最后综合各方法得出结论。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分析了市场失灵理论、寻租理论、政治目标理论和锦标赛理论。市场失灵主要描述产权不明晰下，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下的市场失灵两种。外部性下个体以牺牲整体为代价获取利益，信息不对称会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此时的市场是无效率的。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很多学者认为政府有必要对企业施加干预。寻租源自于限制制度和政策，当一种政策可以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就会产生寻租。政府在对经济活动具有干预能力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获得政府资源和宽松政治环境，就有动力实施寻租行为。在我国，政府占有大量资源，绩差企业为了达成重组摆脱退市风险，寻租的动力更加强烈。寻租同时还造成了官员腐败的问题。政治目标。政府需要达成自身的政治目标。分权化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被赋予更多的公共治理目标。经济目标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激励，是政府考核最重要的指标。在政府实际工作中经济发展又存在一定的棘轮效应，经济指标的下滑对当届政府的考核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上市公司一般都是当地较大规模的企业，地方政府为了稳定经济，保证就业，当上市公司遭遇困境时地方政府会果断出手相助，帮助其摆脱困境。锦标赛晋升制。政府官员除了要完成被赋予的公共治理的职能，晋升是官员进入官场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官员的提拔主要由上级决定，官员提拔类似于锦标赛制度，地区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在我国的集权型政治体制之下，上级官员主要依据经济增长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因此下级官员有着很强烈的动力来发展经济，以求能够获得政治上的升迁。⑵使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政治关联对ST企业重组的具体影响。所谓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是由Ball&Brown(1968)以及Fama et al(1969)开创的。其原理是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某一特定事件，研究事件发生前后样本股票收益率的变化，进而解释特定事件对样本股票价格变化与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被用于检验事件发生前后价格变化或价格对披露信息的反应程度。事件研究法是基于有效市场假设的，即股票价格反映所有已知的公共信息，由于投资者是理性的，投资者对新信息的反应也是理性的，因此，在样本股票实际收益中剔除假定某个事件没有发生而估计出来的正常收益(normal return)就可以得到异常收益(abnormal return)，异常收益可以衡量股价对事件发生或信息披露异常反应的程度。本文选择时间窗口期前80天到前20天作为观测区间，估计事件发生前公司收益率的模型。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Probit模型来证明政治关联能否推动ST企业重组的发生。我们选择是否发生重大资产重组这一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描述政治关联的变量为关注解释变量，参考前人文献选择了股权集中度、公司收入增长率、ROA、公司市值、行业哑变量、地区哑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使用了三种方法对政治关联进行刻画。企业中的国有股权占比。高管政治关联。本文选择董事长和总经理政治身份作为企业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本文的政治关联包括：曾任党政官员；曾任或现任人大代表；曾任或现任政协委员；曾任或现任军队职务。如果董事长或总经理有以上情形中任意一项则将企业定义为政治关联企业。选择樊纲、王小鲁、朱恒鹏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这一指数。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越少，政府对企业的影响越小。⑷选择国有股权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股权能够显著推动ST公司重组脱困的达成，另外国有股权对短期市场绩效有促进作用，但对长期绩效有负面作用。这一结论基本验证了假说1和假说2的猜想。选择高管政治关联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选择民企作为研究对象，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验证。实证结果却与国有股权产生的影响不相同。首先，高管政治关联不能有效推动ST公司重组脱困的达成。另外，高管政治关联对重组后的短期和长期市场绩效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国有股权和高管政治关联在影响ST公司重组脱困效果具有明显差异。选择政府对企业干预指数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干预指数能够显著推动ST公司重组脱困的达成，另外国有股权对短期市场绩效影响的显著性较低，但对长期绩效仍有负面作用。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假说1和假说2的猜想，并与国有股权的影响一致。⑸国有股权对 ST公司重组的达成有切实的推动作用，但限于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其长期绩效往往表现较差，实际中体现为“拉郎配”或是“报表重组”后股价长期处于颓势。民营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对ST公司重组的影响则要小得多，不但不能推动重组的达成，对重组后绩效也没有显著影响。认为民企高管政治关联失效的原因主要是ST公司重组脱困需要动用大量的政府资源，高管政治关联下的政企关系不足以让政府动用自身资源的地步。最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指数对ST公司重组的影响与国有股权的影响基本一致，说明政府确实干预了企业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