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各地经历了大规模的房屋拆迁。房屋拆迁所得到的补偿会形成对家庭财富和收入的外生冲击,进而影响到劳动供给、家庭创业、消费、储蓄及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等家庭经济行为。研究房屋拆迁对这些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可以为政府制定促进居民充分就业、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拓展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渠道的政策提供实证证据和支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基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流动性约束下的创业选择理论等理论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房屋拆迁对劳动供给、家庭创业、消费、储蓄及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等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了房屋拆迁对劳动供给、家庭创业、消费、储蓄及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总体影响,并使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探讨了房屋拆迁对这些家庭经济行为的动态影响,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房屋拆迁降低了家庭成员的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参与,而总体对非农工资劳动参与的影响不显著。房屋拆迁对老年人、女性个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和农村个体的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较大。补偿方式有货币的房屋拆迁降低了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参与,而补偿方式只有房屋的房屋拆迁降低了农业劳动参与但提高了非农工资劳动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拆迁对劳动参与和农业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持续存在。第二,房屋拆迁对家庭创业总体上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农村家庭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城市家庭创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房屋拆迁对农村低学历户主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创业的正向影响较大,对城市低学历户主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较大。补偿方式有货币的房屋拆迁促进了农村家庭创业,补偿方式只有房屋的房屋拆迁减少了城市家庭创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拆迁对农村家庭创业的正向影响弱化且变的不显著,但对城市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持续存在。第三,房屋拆迁增加了家庭总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房屋拆迁对男性户主家庭和农村家庭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大。补偿方式有货币的房屋拆迁对总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大,补偿方式只有房屋的房屋拆迁对耐用品消费的正向影响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拆迁对家庭总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的正向影响弱化,而房屋拆迁只在短期内对家庭耐用品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四,房屋拆迁提高了家庭储蓄率、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和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房屋拆迁对城市家庭的储蓄率、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和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的正向影响较大。与补偿方式只有房屋的房屋拆迁相比,补偿方式有货币的房屋拆迁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和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的正向影响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拆迁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转变为负向影响,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和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的正向影响持续存在。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现有的相关研究很少探讨房屋拆迁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动态影响。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探讨了房屋拆迁对劳动供给、家庭创业、储蓄及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等家庭经济行为的动态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家庭生命周期内财富和收入冲击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理解部分拆迁家庭后期返贫这一社会现象,弥补了现有相关文献在时间维度上的研究不足。第二,现有的关于房屋拆迁对创业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研究大多未能有效缓解房屋拆迁的内生性问题。由于房屋拆迁会受到不可观测的社区特征等变量的影响,可能会存在由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利用在同一村居内房屋拆迁的发生可能是外生的这一特点,通过加入社区固定效应缓解了以上内生性问题。第三,尽管现有的大多数相关研究单独讨论了房屋拆迁对某类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但缺少对房屋拆迁影响家庭经济行为的系统研究。本文全面系统探讨了房屋拆迁对劳动供给、家庭创业、消费及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等的影响,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房屋拆迁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可能影响。同时,本文探讨了不同的房屋拆迁补偿方式对创业、消费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丰富了财富和收入冲击下资产流动性对家庭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补充了已有文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