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依托劳动力要素成本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极大地促进了贸易规模和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在纵深上的发展,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俘获型”价值链治理模式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上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国际社会中“逆全球化”声音不断。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对经济增长的关注重心发生了由“量”向“质”的转变,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是否需要进一步增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如何引进和利用高质量外资以实现价值链“低端锁定”破局,成为了开放型经济的关注重点。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生产率效应、制度质量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三方面对二者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梳理。基于《中国海关进出口全口岸数据库》测算了各省级行政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指数,并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盈利能力、出口能力、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实际规模五个维度出发,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各省级行政区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指数,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作用效果和机制开展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提升对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影响呈现出“U型”关系。进一步将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后发现,东部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升对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改善的正向影响最大,中、西部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提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系数不显著。进一步地,本文从生产率效应、制度质量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三方面进行机制检验。为验证本文各省级行政区之间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上具有较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假设,进一步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两者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各省级行政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三点政策性建议:一,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深化国际间交流合作,通过高质量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新模式。二,重视外资与本土要素禀赋的深度融合,结合地方要素禀赋特征因地制宜开展引资工作。三,强化区域间资源协调配置,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