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对于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社会组织基于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往往存在“被行政化”以及脱嵌社区的问题。本文以塘村社工服务站为研究对象,结合结构-功能理论视角研究农村社会工作的功能价值及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政社关系。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和城镇化发展,塘村面临着社会关系弱化的问题,表现为邻里关系、干群关系、家庭关系的弱化。而农村的正式制度进一步弱化了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的互助支持功能:土地制度改革和外来人口的涌入使社会关系原子化和村庄资源碎片化;政府以项目制为基础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使基层政府偏好提供见效快、增长效应明显的基础设施等经济性公共物品,村庄非经济性服务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国家赋权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压力型体制下并未使村干部发挥“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日益繁重的行政任务使农民被排挤在乡村治理体系的边缘。社会关系的弱化使村庄社会边缘人群在遭遇困境时无法及时得到国家、社会提供的庇护和支持,这不仅加剧了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困境,而且影响了基层秩序的稳定。社工通过嵌入社区和地方社会服务体系实现社会关系再生产,从而激活了农村非正式制度,具有整合村庄资源、精准化服务和关系协调的功能,对正式制度形成功能补充。从塘村社工服务站实践发现,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国家与社会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或二元对立关系,行政力量的介入可以为社会工作的自主性提供保护。因此,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不是政府放权越彻底越好,而是要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次,以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农村社会组织化是国家-社会共同主导的组织化方式,以社工专业能力提高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也许是再造乡村共同体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构建国家自主性和社会自主性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