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了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如股权结构、董事会、管理层薪酬)在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公司绩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单一内部治理机制还是众多内部治理机制的交互作用,均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外部法律制度(主要是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因此,研究投资者立法保护,对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提高公司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能为制定相关法律、监管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作为具有特殊功能的金融中介,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合约的不透明性和监管的严格性)引起了银行公司治理中代理问题的复杂性(股东与经营者、股东与债权人、股东与监管者的代理问题),从而使银行公司治理目标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安全性、流动性、营利性)。尽管内部治理仍然是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但投资者立法保护作为外部市场的替代机制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能够有效规避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在构造1999-2010年我国上市银行投资者立法保护水平指数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对14个我国上市银行案例进行研究,重点考察了投资者立法保护及传统内部治理机制对银行公司治理绩效三个维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立法保护在达成三维度银行公司治理目标的作用上比起内部治理机制更重要,尤其是在正面效应上,提高投资者立法保护水平是达成银行公司治理目标的关键。而在负面效应上,银行的非国有性质以及较低的高管薪酬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从机制选择上来说,银行应当倾向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和较高的高管薪酬,尽量避免独立董事比例过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