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孟开端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揭示孔孟思想的原貌对现代文化建设中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仁”是孔孟思想的核心概念。对“仁”的深刻理解是正确认识孔孟思想的关键。在本文中,笔者从观念史的角度,将“仁”作为一个观念,乃至一个观念体系,借鉴了文字学、考古学、知识社会学等方面的一些方法和成果,试图使文献义理分析与考古发掘相印证,横向的整体阐释与纵向的对比分析相结合,思想的逻辑发展和思想与社会基础之互动相统一,以此考察孔孟之“仁”观念的生成过程及其整体特征,揭示孔孟仁学思想的原貌,进而彰显这一思想产生的深层原因、时代局限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具有的借鉴意义。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了孔子之“仁”观念生成的背景。孔子之“仁”观念的生成是以西周以来所确立的宗法封建政治体制的逐渐瓦解和礼乐秩序的日趋崩坏为前提的。当这种政治结构不可避免地趋于瓦解,社会秩序不断遭到破坏时,社会整体由有序走向无序。在这种无序的状态下,春秋时人对历史与现实加以理性的反思,表现出了重整外在秩序的努力。对于此问题的解决,他们分别追溯到了渐有内在价值意义的“德”和体现外在秩序的“礼”那里。在西周,“德”融于礼乐制度之中,与“礼”为一体。春秋时期尤其是中后期,一些贤达者的理性反思使“德”与“礼”逐渐分离,前者渐有内在价值的意义,后者在承续传统的同时,开始摆脱周礼维护周天子权威这一观念的束缚,而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和政治功能意义。在此背景下,孔子从众多德目中发掘、提炼、创造出了“仁”这一观念,试图通过个体内在秩序的调整来重整外在秩序。第二部分论述了孔子之“仁”观念的特征。孔子之“仁”观念是情感与理性的交融,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仁者爱人”是仁的基本内涵。孔子从三年之丧和血缘亲情中为这一具有外在规范意义与践履性格的命题寻找内在的心理基础。在这一致思路线中,得以凸显的是孔子同类意识的自觉和对生命价值的反思。经由此种理性的自觉自反,自然血缘情感得以扩展升华,成为稳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原初与维护统治密切相关的外在政治伦理规范转化为与政治相隔很远而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内在自律道德,人由自然人转化为道德人,高尚的人格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实现道德自我成为人们生存的终极意义。孔子之仁的第二个特征是全德之名,这可以从仁代表完成人格,仁包摄众德,以及在与诸德的具体关系中,仁作为一种基本的原则与精神渗透于诸德之中从而使诸德具有了道德的价值和性格这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作为全德之名的仁,对于主体而言,是完成人格,道德理想,最高境界。它在主体身上得以展现的理性基础是每人所具有的道德潜质,即每个人都具有成仁的自由意志和为仁的实践能力。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设定了包涵士、君子、圣人三个不同层次的人格境界体系,并认为人格的完成就是一个通过不断学习、反思、践履而发掘自己道德生命以使之不断完善的过程。这样,获得了完全内在道德属性的仁被规定为人的本质,从而使每个人都成为道德主体,在整体上普遍地提升了人的生存价值。这是孔子之仁的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是“仁”之观念向政治的延伸。这实质上是赋予政治以浓厚的道德色彩,即孔子希望统治阶层通过教养民众以使他们过一种富足而道德的生活,进而在这种整体的道德自觉中使社会处于一种温情和谐有序的状态。孔子的这种德政理念显示出了政治与道德合一的趋势,它使政治存在的主要意义表现为在关注保障民众物质生存(这一点在孔子这里并不突出)的前提下对民众进行道德伦理教化以使他们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这一理念已明显不同于西周以来政治与伦理合一并以伦理规范维护宗法分封政治等级秩序的政治伦理观,它反映了一种新的民本思想。这一点在孟子那里更明显。第三部分论述了孟子之“仁”观念生成的背景。孟子所生活于其中的战国之世社会秩序更加动荡混乱。为达到强己兼人的目的,各主要诸侯国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这种变革有意并且直接地冲击了春秋时期以来既已显露出崩溃迹象的宗法伦理政治秩序,使宗法与政治分离开来,政治结构内部的血缘色彩淡去,宗法分封体系瓦解。同时,变革后的各诸侯国使这一时代呈现为更加混乱和惨烈的局面,民众濒于绝境,工具理性的凸显使整个社会兴起了逐利的风潮,价值理性隐而不显。这就使当时的社会处于终极境遇之中。外在秩序的恶化引起了思想界持续的变动,进而造就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的墨道两家在关于道德的终极依据——性与天道的探讨以及墨子对仁之观念的改造和对义的凸显中对孔子之仁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孔孟之间的儒家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在墨道两家的影响下,他们从内外两个方面为孔子之道德本体——仁寻找终极依据,并由此产生了两种“仁内义外”说。这在使儒家道德哲学更为内在和超越的同时,也产生了道德依据出现内外分裂的缺陷。同时,《大学》《中庸》,尤其是《大学》对道德与政治之密切联系的讨论,使孔子之“仁”观念向政治延伸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成为孔子之德政与孟子之仁政,孔子之仁向政治的延伸与孟子之仁对政治的笼罩之间过渡的桥梁。第四部分论述了孟子之“仁”观念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性善论的确立。孟子的性善论是以人类的道德属性来规定人性的,并认为这一属性人生而具有,从而揭示了人兽之别。性善论的核心是四端说。四端同时具有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内容,其中的恻隐之心突破了血缘的界限,使仁之起点的爱(即恻隐之心或曰同情心)指向了主体之外的整个人类,同时它被追溯到人性之中,具有本然先验的特征,从而为儒家道德本体——仁找到了内在普遍的依据。此外,四端说通过人心人性使人类道德与外在代表终极之善的道德之天贯通为一。这样,孟子承接前儒从内外两个方面为孔子之仁寻求终极依据的努力,把“性”与“天道”统一起来,使儒家之仁学思想取得了较为彻底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仁义并举并以之作为道德之名,是孟子之仁的第二个特征。它使在墨子和前儒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义脱离了功利性源头,断绝了与外在天道的直接联系,被注入了情感的内容,重新进入道德主体的内部。在性善论确立的情况下,孟子使孔子所创立的道德学说具有了更加强烈的自律特征,也进一步提升了人的存在价值。这在其理想人格的设定和道德修养方式中有显著的表现。由于孟子侧重内在的道德自律,因此,他以内在的德性为理想人格的核心因素,并直接将理想人格规定为圣人。这样,与孔子强调道德修为的中的礼乐规范不同,孟子的道德修养主要表现为个体理性的自觉、心性的存养和善端的扩展上,从而使他所言的道德修养方式呈现为一个通向内圣的进程。这是孟子之仁的第三个特征。孟子之仁在取得性善内在依据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向政治领域广泛渗透的特征。孟子继承了孔子以德治国的思想,并对这种德政思想所蕴涵的民本理念进行了明确详尽的阐发,认为民众为政治的主体,是政治的目的,并要求统治者重视民意。这是对孔子民本思想的推进。这种民本思想是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的道德学说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可以说孟子所谓的政治就是奠基于道德之上的,或者说他所谓的政治即是道德的代名。因为在孟子的思想中,国家的内政、外交、战争等都渗入了道德的内容,个人的安危、国家的存亡、天下的得失都由道德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孟子在继承孔子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就将道德扩展到了政治的各个层面,使其成为政治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和问题的首要核心原则。孟子这种以道德等同政治的思想有其积极一面,但也存在着重大的局限,这在其反复而详尽阐述的仁政举措中有明显的表现。总之,在孔子发掘人的内在价值,使外在整体的伦理规范转化为内在个体的自律道德,并相对独立于政治以与其保持相当的距离之后,孟子在继承孔子德政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性善论和仁政理论的发明,使道德更加内在,并与政治混同为一。这对其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