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将西方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的外交实践相结合,着重考察西方的性格分析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外交案例的分析,考察其分析框架对于中国外交案例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借鉴西方的模式的视角,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再次梳理一下几个已熟悉的外交案例。模式上,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G. Hermann)的性格分析模式,中国外交实践案例上,选取毛泽东为分析对象。将赫尔曼性格分析模式与毛泽东的外交决策相结合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契合之处。泽东对处理与苏联关系的兴趣程度高而且对外界环境敏感程度低。由于上两点特质,根据模式得出假设:毛泽东的决策会倾向于武断化和情绪化,其所倡导的决策也会更为极端﹑坚决,因而相应地缺乏灵活性和渐进性,政策的目标也会更为理想化,感性化。带着这些假设,笔者在案例中对毛泽东的决策行为进行了梳理。通过对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态度以及长波电台联合舰队这两个典型事件的分析,笔者发现赫尔曼性格分析模式所给出的假设在一个案例中没能得到印证,而在另一个案例中得到了肯定。因此该性格分析模式对于解释毛泽东外交决策同时存在适用和不适用之处。因此,西方的模式对于中国案例既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也同时存在一定的问题。最后,文章分析了该模式之所以不能说明毛泽东(中国)案例的原因,并最后对这种模式进行了一点思考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