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一直是刑事司法领域的重大改革项目,既要求贯彻程序正义、控辩平等又要求在庭审的各个环节严格推行庭审实质化,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证据的认定和采信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关键,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办案说明”通常是侦办案件的机关及工作人员就案件事实部分存在的问题及证据之间的矛盾进行阐述说明形成的一种书面材料。这一形式的证据材料,贯穿于整个刑事追诉活动中,在司法实践中被大量使用。但目前的法律始终没有对“情况说明”材料的证据属性、出具主体、内容要求、形式规范做出明确规定;此外,由于缺乏适用的规范,法官对“情况说明”的评价和采纳标准就不尽相同,通常会直接肯定“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在判决中也未对采纳的理由进行详细的解释论证,造成了证据采信的任意性,难以将可能违反法定程序的证据通过有效的质证、法庭辩论环节予以排除。而此前学界对“情况说明”的研究多是探讨其证据属性、存在的必要性上,对“情况说明”的实证研究还不够,在规制层面也还缺乏系统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如何规制“情况说明”使用。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情况说明”展开研究,主要从以下五部分予以论述: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侦查机关“情况说明”的基本理论。通过阐述“情况说明”的概念特征、分类及证据地位争论,对其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侦查机关出具“情况说明”的现状。包括“情况说明”的立法现状,结合具体的案例对实证材料中司法现状进行梳理;第四部分是侦查机关“情况说明”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情况说明”的证据地位和采纳标准模糊,而本身真实性和规范性又难以保障,导致其在实践中适用范围可能被随意扩大,甚至会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五部分是侦查机关“情况说明”运用的规制路径。通过确定“情况说明”的证据地位,并规范其内容和形式,结合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等举措来规范“情况说明”材料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