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作为新时代的发展主题,是追求质量而非数量,追求效益而非效率,追求集约而非粗放的高质量的科学发展模式。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基础和人文底蕴,乡村绿色发展是重新认识乡村价值的时代选择,也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更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现实选择,而衡量和识别乡村绿色发展的理想差距、进程效度和影响因素,对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问题和生态文明短板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在相关文献归纳梳理评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对乡村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测度指标体系,测度方法建模以及影响因素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以陕西县域乡村为例,探寻了影响县域乡村绿色发展的动力因素、阻力因素及内生关联关系,为陕西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论文主要结论有四个方面:第一,构建了乡村绿色发展的四能力测度指标体系。论文在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论、人文发展理论、复杂巨系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乡村绿色发展的内涵特征、运行机理和作用机制,基于此从系统能力需要视角解构乡村绿色发展核心要义,实现了对乡村绿色生产能力、乡村绿色保有维持能力、乡村绿色生活质量提升能力、乡村公平机会获得能力的衡量测度标准矩阵的建构。尤其运用系统聚类法提取核心测度指标,并运用认知盲区的距离测度模型赋值指标权重是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构建了乡村绿色发展的水平、效率、潜力测度模型,实现了测度方法的创新。在克服多属性决策度量问题的公平性和多属性目标决策问题的归一性方面,论文把几何加权平均法和投入产出比率法相组合构建了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模型;将偏微分推导法应用于乡村绿色发展分析,揭示了水平与效率的内在联系,发现效率是水平在四维度方向偏导数的算数平均值;用数值拟合法模拟乡村绿色发展的水平,逼近最优拟合函数构建潜力测度模型,并用Pearson系数、拟合优度和截断误差对测度方法的合理性进行了检验。第三,构建了包含单位能耗GDP、互联网普及度、公路密度影响因子的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内生结构关系模型。论文通过对C-D生产函数的逐步拓展建立计量模型,并运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法估计联立方程组的弹性系数,研究发现:单位能耗GDP和公路密度对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呈负向影响,且单位能耗GDP影响程度大于公路密度,互联网普及度呈正向影响,表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乡村绿色发展有促进作用。其中通过C-D生产函数的扩展构建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模型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实现弹性系数求解,是论文的创新之处。第四,陕西县域乡村实证分析发现:（1）水平呈继起性和反复性的特点。2000-2017年陕西58个县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表现出幅度微小横向S状波浪起伏,且大部分县域乡村趋于平稳。连续18年动态测度结果显示处于高水平（RGDlevel≥0.92）和较高水平（0.90≤RGDlevel<0.92）县域逐渐减少,处于中水平（0.87≤RGDlevel<0.90）县域基本持平,而处于低水平（RGDlevel<0.87）县域逐渐增加,同时,水平贡献度排序为:乡村绿色保有维持>乡村绿色生产>乡村绿色生活质量>乡村公平机会,表明乡村绿色保有维持能力对乡村绿色发展水平的贡献最大。（2）效率表现正向提高和反向倒退交替变化特点。效率贡献度排序为:乡村绿色生活质量>乡村绿色保有维持>乡村公平机会>乡村绿色生产,表明乡村绿色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乡村绿色发展效率的贡献最大。（3）潜力未来五年大部分呈下降趋势,只有佛坪、平利等9个县表现上升的特点。潜力贡献度排序为:乡村公平机会>乡村绿色生活质量>乡村绿色保有维持>乡村绿色生产,表明乡村公平机会获得对乡村绿色发展潜力的贡献最大。（4）实证结果表明国家政策对乡村绿色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其中佛坪县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技术服务政策,子洲县山区精准扶贫政策都证实了测度结果。（5）陕西省乡村碳排放与乡村绿色发展还存在耦合现象,减少碳排放任务还很艰巨。运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法估计参数发现,碳排放与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呈负相关,且每增加1%的碳排放,乡村绿色发展水平降低0.04315%,进一步模拟预测发现,碳排放只有降到现有水平的20%以上,乡村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用散点图拟合发现,当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一定值后,碳排放减缓,表明大幅度减少碳排放以及创新乡村经济,使村民收入增加,有利于提升乡村绿色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