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取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将希罗多德的文本叙述看作面向观众的口头表演,目的是分析希罗多德文本中自相矛盾的叙述是如何形成的。笔者在对希罗多德的埃及叙述进行详细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尝试从三个角度阐释上述问题。第一章旨在分析文本叙述中作者与观众的关系。在口头表演的语境中,希罗多德文本中直接和间接出现的第一人称“我”都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而是对观众意识形态的模仿,因此,观众的意识形态参与、塑造了希罗多德的文本叙述。本文通过分析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文化中意识形态的冲突,重新审视希罗多德自相矛盾的文本叙述。第二章具体分析了希罗多德对埃及习俗的叙述。埃及人与希腊人“相同”和“不同”的习俗同时都是希罗多德叙述的原因,因此,《历史》对埃及习俗的叙述是自相矛盾的。通过对“名字”这一习俗进行“深层描述”,本文认为“名字”是有意义的文化符号,象征了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看待异族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将异族“蛮族化”与强调异族是希腊文明起源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竞争,塑造了希罗多德对“名字”等埃及习俗自相矛盾的叙述。第三章讨论了希罗多德文本中海伦在埃及的故事。在史诗和抒情诗的竞争中,希腊文化在如何评价海伦这一问题上形成两种不同的叙述传统。将海伦看作战争原因与罪责和为海伦辩护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竞争,是希罗多德对海伦做出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不仅如此,公元前五世纪围绕“(?)”与“(?)”哪一个是“正义”准则的争论同样影响了希罗多德对海伦的文本呈现,《历史》自相矛盾的海伦叙述体现了“(?)”是正义准则这一共同的意识形态。希罗多德的海伦叙述是希腊文化中多重意识形态的“竞技场”,其结果是希罗多德矛盾的海伦叙述得到统一。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本文认为,希罗多德文本不能等同于作者的创作,而是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文化的实践。作为文化最基本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影响、塑造了希罗多德文本的形成,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竞争是希罗多德文本中自相矛盾之处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