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的知识储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现在对于世界的体验和看法,在康纳顿看来过去的形象会是现在的社会秩序呈现一种合法化的状态,社会记忆因此不同于个人记忆,它意味着一群人如何及为何认为他们拥有共同记忆,并影响了一代人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认同。通过对哈布瓦赫和康纳顿所提出的社会记忆理论的分析综述,了解并掌握社会记忆理论所提出的社会记忆的形成方式,即社会记忆是在政权的合法化前提下,通过纪念仪式、习惯操演和身体实践的形式,在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并在社会忘却的选择下,对于使个人难以承受的痛苦记忆、组织错误的指导记忆和历史选择性忘却的记忆,进行剔除,从而达到现在的社会记忆现状,即凝练化的社会记忆。少先队作为我国最大的儿童组织,其整个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记忆形成的全部过程。本文依托扩展个案研究法,在资料收集时使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和实地调研法,以少先队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总结出少先队作为一个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组织,从北伐战争时期开始,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等历史阶段,组织名称也根据时代不同而发展变化,从最初的劳动童子团发展到共产主义儿童团,后改变为抗日儿童团并最终命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作为社会记忆形成的载体,是通过整个国家形态、政权发展和权利意识的塑造,来不断突出共产主义接班人意识的。并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通过“纪念仪式—组织仪式”、“习惯操演—国家活动”和“身体实践—日常建设”来不断内化和强化少先队员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社会记忆。而在少先队员个人面对战争时期的痛苦经历的记忆、儿童保护的历史使命对战争中牺牲的少先队员的无奈记忆和整个国家不断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选择性忘却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了影响少先队员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社会记忆的不良影响因素,洗练出我们现在所共识的记忆:少先队是一个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组织,少先队员是我们党的后备力量,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责任。在遵循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基础上,依据国情做出恰当分析,增加少先队员、少先队组织甚至是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社会记忆的认同,对保持民族特色、传承历史和传统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