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通常是指通过调整税收法规制度而带来税负的降低,具体包括降低税率、减少税种、缩小征税范围等。减税政策是通过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而减少税收收入,从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体现为一定时期内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税负的下降。减税政策主要通过发挥税收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就业水平、财政收支等产生影响。本文对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等作为西方减税政策理论基础的主要学派进行了梳理。古典学派税负理论主要从财政支出是非生产性支出这一理论视角出发,认为税负水平高低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主张限制财政支出规模与水平,实行轻税和普遍课税的公平税负政策。凯恩斯学派注重税收调节经济的宏观功能,认为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政府应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作为确定税负水平的政策目标,而不应将税收局限于财政收入功能范围内。在具体税收政策方面,凯恩斯学派认为政府税收政策对增加有效需求和刺激投资具有重大作用。供给学派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滞胀现象,强调供给决定需求,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提出了减税的基本理论依据——拉弗曲线,以及为刺激资本形成减税、对储蓄收入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减税政策建议。本文着重对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减税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认为各减税理论主要观点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共同诉求。本文还特别强调,西方减税政策实践所援引的理论依据均植根于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而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则与此有所不同。如果把西方国家减税理论与我国现时的税制格局结合起来,其可能产生的效应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检验。本文对国外减税政策发展,特别是战后美国减税政策演变轨迹作了归纳分析,认为世界各国实施减税政策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刺激经济复苏或增长的要求、税制自身的要求、为了实行特定的社会政策以及财政实力的内在反映。从世界范围看,减税作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其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减税政策由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正逐步成为长期的战略性选择;法定税负和微观税负下降,宏观税负仍然呈上升趋势;减税政策在国际上具有关联效应。本文进而总结出国外减税政策的实践对我国税收政策研究的有益借鉴和启示,即:减税作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其调控能力应得到更多重视;减税并不一定伴随着政府收入的减少;减税是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税负的下降,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减税效应需要重新审视;减税要注意社会公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重视国际间税收竞争的影响。本文认为,减税政策在我国税收政策讨论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价值。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具有追求轻徭薄赋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但历史上的税制改革一直沿用以增税为实质的“并税式改革”思路,形成了我国古代税制变迁进程中著名的“黄宗羲定律”。从现实角度看,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加入WTO,使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政策取向将会越来越具备世界性特质,国际相关政策潮流也会对我国政策制定产生较大影响。当前,世界性减税浪潮将可能从税收总政策、吸引外资、国内资金流向等方面影响到我国税收政策取向。同时,我国已连续多年实施以增支为主、结构性减税为辅的积极性财政政策,税收收入也呈现超常增长趋势,特别是结构性减税政策正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性选择。针对减税政策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大以及下一步如何适用和调整的问题,当前我国理论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廓清减税争议对于我国减税理论建设和减税政策制定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还探讨了减税政策在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中进一步适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增长状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税收超常增长主要是经济增长、加强征管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我国税收的相对规模不大,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但边际宏观税负明显提高,其边际影响力显著加大;我国宏观税负在需要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存在结构性减税空间和结构性增税空间。因此,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应理性植入减税思想,稳步推进有增有减、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在具体政策选择上,主要包括改革流转税、所得税和清理减免历年欠税等。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减税政策的作用机理和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探讨了减税政策的实施路径。本文存在的不足较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笔者数理知识水平和拥有数据资源的限制,本文未能对减税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文的精确性。同时,笔者认为减税政策具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宏观调控诉求,可以结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目的,进一步研究与具体减税政策相适应的税制结构安排、收入分配措施,以及与其他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