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的特殊治理,是各国共同采纳的普遍做法,目的是保护和利用的有效平衡。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在一般个人信息规制方法之外,明确了敏感个人信息特殊治理规则。但敏感个人信息保护效果未加强、利用方式未明晰,无法达到区分治理目的,特殊治理规则被实质同化。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治理,关乎个人人格尊严与经济利益,是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敏感个人信息的治理应根植于对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考。这包括,敏感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隐私的消极和积极权利属性辩驳,以及新时代背景下信息自决理论与信息隐私理论的博弈。理论层面,本文考量信息自决理论的适用合理性,对敏感个人信息治理的基本问题进行回答,丰富发展了契合敏感个人信息治理的信息隐私理论。实践层面,本文从治理效果出发,依据从信息自决理论到信息隐私理论的治理逻辑转变,总结敏感个人信息治理转型的要点,并提出具体策略。敏感个人信息治理策略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敏感个人信息的来源入手,介绍现有保护和利用上的不足。敏感个人信息特殊保护方法包括“单独同意”“增强告知”“影响评估”等,这些特殊保护方法之效果并不明显。因“特定目的”“充分必要”“严格保护措施”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利用条件同样无异于一般个人信息,我国敏感个人信息治理有待实质转变。第二部分,现阶段敏感个人信息治理根植于信息自决理论,该理论主张不具可行性的个人信息控制。以信息自决理论为基础,“知情同意”“撤销同意”等个人形式控制脱离信息社会发展与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导致敏感个人信息治理形式独立,信息自决理论并非敏感个人信息治理的适宜基础理论。第三部分,信息自决理论向信息隐私理论转型,是重构敏感个人信息治理的关键。敏感个人信息符合隐私保护合理预期和公众一般隐私保护观念,具有隐私属性。而隐私功能除洛克范式的消极防御外,还包含康德范式的信息自主。基于此,信息隐私理论以敏感个人信息为对象,关涉个人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并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第四部分,信息隐私视角下,敏感个人信息的治理思路发生转变。首先,根据敏感个人信息的隐私和信息交叉特点,重视敏感个人信息的特殊治理。其次,实现从控制到信任的转变,促进个人基于信任,因生产生活需要的主动分享。再次,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转变,信息处理者的合规动力从外部监管,转变为促进业务发展的自发保护。最后,实现私益与公益的协同治理,以混合利益维护取代纯粹私益保护。第五部分,围绕敏感个人信息治理思路的转变,根据聚焦要点,相对应地提出具体治理策略。一是关注不同敏感个人信息之间的细微差别,以行业为重点治理敏感个人信息。二是引入数据信托概念,要求信息处理者落实“设计隐私原则”,提高透明度,构建基于信任的隐私保护市场环境。三是提高个人隐私意识,通过保护认证、降低壁垒等措施提供商业竞争赛道,扩大信息处理者的隐私竞争利益。四是在保护私人利益的基础上,关注敏感个人信息的公益属性,通过刑法维护敏感个人信息利用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