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征信日益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上迅速推进。征信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金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后发赶超”型的征信建设模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与欧美自发型的征信发展模式相比,我们更需要征信理论的指导。但我国的征信建设目前只有20来年的时间,在征信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上,有许多亟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其中诸如征信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征信的体制建设(公共与私营的选择)及其对金融的影响等则属于影响全局的核心问题。深入分析世界征信实践、探究征信建设的基本规律,回答征信建设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是对180余年世界征信历史的总结与提炼,更是为当前我国征信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通过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构建数理模型、供求分析、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和手段,本文在征信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从供给与需求、公营与私营、个人与企业三个维度对征信的发展基础、运营体制、对不同经济主体的金融影响等问题依次展开研究。最后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了中国的征信实践。按照供求分析的逻辑思路,遵循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本文研究表明,征信发展的供给因素有三：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飞跃提高了信息的处理效率、降低了信息的处理成本、经济信息化提供了丰富的较为规范的信用信息、制度化信任的渴求增强了主体间共享信息的动力。而从需求方面看,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客观上要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分工深化更是加剧了信息不对称、不断扩大的信用交易孕育的违约与泡沫经济的风险迫切需要规范信用交易。综上可见,征信机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体制建设上采取公共抑或私营的投资模式则因国情而别。依然遵循前文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结合19世纪以来的重大经济现象以及若干经济理论的研究发现：公共征信机构建立有两种机制,原生和次生机制。对于原生的建立机制而言,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政府干预是一国建立公共征信机构的供给因素；金融体系的银行主导型特征为需求因素；而爆发重大经济、金融问题则是建立公共征信机构的触发点。而金融体系之外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信息来源、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多元化、个性化的征信产品需求等则是私营征信机构建立的供求因素。至于公共征信机构是否与私营征信机构并存或者哪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则主要取决于最先建立的征信机构在市场、功能方面的定位宽度。从宏观层面研究征信及其不同的经营体制对金融的影响是征信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首次将面板模型引入征信对银行不良贷款影响的跨国研究,利用横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Weights)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2004-2008年9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在全样本中,公共征信、私营征信都对银行不良贷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发达国家样本中,这一作用更大。不过在发展中国家,私营征信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公共征信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公共征信与全样本国家中的廉洁度、发达国家的私营征信有显著替代作用,而私营征信与发展中国家的因特网普及率有显著的互补性。关于中国的征信实践,本文认为公共征信为主导是合适的体制选择,但当前我国公共征信是中央与地方两套体系并行,地方公共征信区域化分割与垄断问题并存。私营征信规模小、专业化不强。当前的核心问题是信用信息的行政性分割与垄断,当务之急是以立法加快信息共享,未来走向是适时统一地方公共征信系统、引导征信的专业化分工上述研究不但开拓了征信的研究视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不足：前现代已有信息不对称,为什么没有出现征信机构,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信息不对称,公共征信机构与私营征信机构选择的依据是什么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回答当前我国征信体制建设中的问题,比如如何界定公共征信的地位,如何协调公营、私营征信的管理体制以及科学制定征信建设规划等这些关键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囿于数据资料的限制,很难揭示公共、私营征信对个人信贷、企业融资的影响差别,也无法对其进行计量检验,只能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释征信对这二者的影响机制。尤其是中国的征信研究,还难以取得足够而完整的数据对当前的运行体制效果进行计量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