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已经成为推动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国民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投资者队伍不断壮大,结构日趋成熟。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中国投资者结构经历了从个人投资者占绝对主导,到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日趋平衡,再到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主要力量的演进。证券市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证券市场资源配置、融资、投资与资本资产定价功能,经济及社会发展对证券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中国证券市场现状滞后于经济发展,存在不稳定、效率低下、价格扭曲及GDP占比偏小等问题;机构投资者功能缺位、个人投资者过度交易严重;这些都与市场非理性密不可分,都受到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严重影响。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对平稳发展证券市场、系统防范金融风险提出了迫切要求,对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问题产生强烈的倒逼因素,亟需深入研究和突破。基于行为金融视角,论文以中国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为研究对象,进行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比较研究。论文按照“差异比较——模型判别——机制研究”的路线展开,采用有情境元素的问卷搜集第一手数据,运用方差分析、二项逻辑回归、判别分析、聚类分析、Bootstrap分析进行实证研究。针对十六种常见的非理性行为,比较分析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程度及差异;在比较研究基础上,实证构建分析投资者异质性线性判别模型;以具体非理性因素为切入点,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进行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发生机制研究。论文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都普遍存在严重的非理性行为,相比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程度更严重。个人投资者在损失厌恶、后悔厌恶等十二种非理性行为方面严重于机构投资者,而机构投资者在偏好逆转等四种非理性行为方面严重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在偏好逆转、证实性偏差、沉没成本等六种非理性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投资者类型对非理性行为产生影响。基于非理性行为构建投资者差异线性模型,不同实证方法都将偏好逆转、损失厌恶、框架效应和维持现状偏差纳入模型。分析认为,偏好逆转反映了投资者的具体决策情境变化;损失厌恶反映了投资者的基本投资心态;框架效应体现了投资者的决策线索和认知需求;维持现状偏差直接反映了投资者的决策倾向。通过线性模型,能够判别投资者的类别异质性和非理性程度,进而预判市场非理性程度,预测金融风险。研究表明投资者类型与非理性行为之间存在更深层次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考察非理性行为发生的中间过程。通过聚类分析发现非理性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回归分析发现证实性偏差在框架效应和过度自信的发生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处置效应在心理账户和风险寻求的发生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证实性偏差影响投资者对信息的态度和处理,同一信息若表述地符合投资者“证实”需要,就会被关注和采纳,反之就会被忽视和舍弃,产生“相同信息不同表达”的框架效应。证实性偏差的证实过程实际是自我实现与自我肯定的过程,引起或强化了投资者的自我归因心理,提高投资者自信度。处置效应的出盈保亏策略形成亏损账户与盈利账户,投资者采用不同期望与管理运作盈亏账户,发生非替代性的心理账户。处置效应盈利后的前期业绩使得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上升,为追求更多盈利发生风险寻求;账面亏损后,强烈的回本愿望促使投资者发生风险寻求。论文针对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比较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具有一定的创新。在研究问题与视角方面,实现维护金融稳定、建立良性循环金融体系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论文研究将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防范问题推进至微观层面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研究。在研究设计方面,从整体层面、具体层面、重点层面进行递进式系统研究。论文的研究结论为揭开非理性“黑箱”丰富了证据,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为投资者和监管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