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真实性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会计舞弊是对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的篡改和扭曲。舞弊案件的持续不断爆发,沉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动摇了资本市场的信用基础,阻碍了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因而,开展会计舞弊识别和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学者们进行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从早期通过理论分析和问卷调研不断加深对舞弊发生原因的认识和理解,到以单个舞弊识别因子为对象的考察,进而到多维指标舞弊识别模型的构建,舞弊识别和治理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研究的积累和对会计舞弊行为本质特征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舞弊行为的日益复杂化,已有关于舞弊识别研究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1)高维舞弊识别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2)舞弊行为的非线性拟合问题,以及(3)非舞弊公司的不确定性问题。本文则尝试予以解决。由于舞弊行为的复杂性和多目标性,为了提高模型的舞弊识别效果,指标体系的维度越来越高,变量多重共线性随之不断加剧,必将导致模型参数估计的不可靠,因而考虑消除变量间多重共线性对于改进模型性能非常必要。其次,由于会计舞弊识别工作的经验依赖性强,非线性特征明显,有必要考虑构建非线性识别模型以更好地拟合问题本质。再者,前人研究多基于对上市公司舞弊与非舞弊的二分类构建舞弊识别模型,然而在非舞弊公司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二分舞弊识别模型不再适用,有必要考虑新的舞弊识别研究思路。围绕上述问题的解决,本文做了如下工作:首先,基于对国内外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识别和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明晰了研究发展的脉络,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及国外有关会计舞弊的冰山理论、三角形理论、四因素理论、舞弊风险因子论和舞弊菱形理论对会计舞弊发生原因进行理论分析。其次,以舞弊菱形理论为指导,从压力、机会、合理化和能力四方面选取和构建了会计舞弊识别的指标体系,分别基于统计和人工智能的Logistic回归和案例推理方法构建了会计舞弊识别模型。再者,基于对非舞弊公司不确定性和传统舞弊识别模型构建前提假设及适用局限性的讨论,提出并构建综合性会计舞弊风险指数。最后,考察了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的统计特征,从上市板块、所属行业和行政区域等角度对高舞弊风险公司进行了预警,并利用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结合会计舞弊治理相关文献和我国资本市场特殊制度背景,选取了包括公司特征、股权特征、高层梯队特征、治理结构特征、高管激励情况和外部审计特征等方面的舞弊治理变量,检验了各变量与舞弊风险指数的相关性和不同舞弊风险水平下各变量均值差异显著性,并据此提出舞弊治理对策。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通过构建基于Logistic回归和案例推理的会计舞弊识别模型发现,考虑了舞弊行为非线性特征和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的非线性-主成分Logistic回归模型的识别正确率高于线性Logistic回归模型和主成分Logistic回归模型。而基于案例推理方法,使用不同距离公式和不同K值构建的会计舞弊识别模型的测试集识别正确率在整体上优于Logistic回归模型,佐证了案例推理技术应用于会计舞弊识别的有效性,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良好的会计舞弊识别工具。(2)通过构建综合性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细致刻画了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风险。首先,不同于以往研究,会计舞弊风险指数以一个综合量化的指数概括全部指标信息,集成性强。舞弊风险的指数化是在舞弊识别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进阶性研究,体现了由发散到整合的科研脉络。其次,指数评价体系的构建基础不同,以往的研究是先搜集舞弊和非舞弊二分类样本,然后依据特征指标构建模式识别分类器,再对新样本判别其是否舞弊。由于舞弊的隐蔽性,往往几年后才被发现甚至不被发现,这就使得“非舞弊公司”样本的选取缺乏客观性。区别于将公司简单分为舞弊和非舞弊两类的思维惯性,指数评价法事先并不需要搜集已知类别的训练样本,而是假定全部上市公司皆存在会计舞弊风险,只是舞弊程度不同。据此以更加细化的评价指数代替分类识别。第三,指数的设计思路摒弃了原有会计舞弊识别模型(如Logistic回归)在评价舞弊风险时对舞弊识别指标进行线性加总的“与”的思路,而是采用根据舞弊风险程度打分的“或”的思路,即只要有一个指标超过阈值则进行舞弊预警,模型更灵敏,也更符合实际,应用价值更高。着眼于事前预警而不是事后补救,更有利于降低投资者损失,保护投资者信心。(3)分析了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的统计特征,从上市板块、所属行业和行政区域等角度对高舞弊风险上市公司进行预警,选取并检验了舞弊治理变量的治理效果,并据此提出治理对策。首先,从对会计舞弊风险指数统计分析的结果看,创业板上市公司比其他板块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风险水平更高;海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域内上市公司会计舞弊风险水平较高;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比中、东部地区上市公司会计舞弊风险水平更高。其次,从上市板块、所属行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等角度对高舞弊风险上市公司进行了预警,有助于提醒投资者和债权人规避投资风险,便于监管者集中有限资源对高舞弊风险公司进行重点监管。最后,通过对会计舞弊风险指数和不同维度舞弊治理变量的治理效果的实证分析与考察发现,非交叉上市、资产规模较小、非国有控股、董监高人员平均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低、董事长或总经理等重要人事变更、频繁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风险较高;而股权集中度较低、监事会持股比例较低、公司股票流通比例低、高层团队中男性成员比例低、平均任期短、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治理机构规模适度性较低、未实施高管权益性激励、聘请的事务所规模大、审计费用高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风险较低。监管者和上市公司可以据此拟定舞弊治理对策。为有效治理会计舞弊,从监管者的角度看,应加大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力度,加强对海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区上市公司的监管。个体层面上,监管者应重点加强对中小公司、非交叉上市、非国有控股、董监高平均年龄小、受教育程度低、董事长或总经理存在人事变更以及频繁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从上市公司的角度看,可以通过提高股权集中度、提高监事会持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保持董监高团队中男性成员比例、适当延长董监高人员任期、保持适度规模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提高对高管人员的权益性激励尤其是限制性股票的激励、聘请大所审计、提高审计投入等措施有效治理会计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