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病是一种基于自然环境引发的疾病，它首先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但是疾病与环境在现代国家中总是处于政治的强力支配之下。国家通过对水土病的医治和对环境的改造，仿佛都在论证着新政权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治“现代性”向基层的渗透，决不是一种独舞，它有与地方经验发生互动的能力和迹象。既使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时代，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具有多元价值的社会的存在。 本文从社会史角度，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就山西省安泽县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水土病医治展开研究，试图在一个“地区社会史”的局部脉络中，通过由环境引发的疾病的医治，去解读国家政治行为的倾向。 通过对历史上地方病防治经验的钩沉，总结共产党怎样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利用各种政治、医疗和社会资源把传统医疗框架中的个人防疫行为变成了群体参与行为。为当今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可资比照的历史资源，对现代农村医疗体制的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主要内容： 地方病有别于一般的疾病，其发生、分布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好的饮用水可使人类健康益寿；不好的饮用水，不仅损害健康，而且还可危及生命。安泽县自然条件的禀赋是引发大骨节病的根本原因。所以大骨节病首先是一种“生态”病，对其病因的认识、防治，其实是人认识环境、应对环境、改造环境的过程。 同时，病区村庄疏落、居住环境恶劣、卫生状况差、饮食不均衡等，这些社会因素也是促成大骨节病不可忽视的原因。与此同时，水土病在安泽的流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疾病的摧残，身体畸形，人亡户绝，妇女不育，婴儿难长，人口流动频繁等。在这个意义上，地方病又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 1940年代政府介入对地方病的防治，《安泽水土调查记》就是对安泽县“水土”以及“水土病”所做的系统而细致的调查。在安泽对大骨节病大规模的医治，根据资料的展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个阶段有其阶段性特征。“大跃进”时期主要体现在生产、生活的集体化，为普查、治疗所带来的“集体化”特征。以及在治疗初始对于中药、针灸、拔火罐的使用。随着政治的激进化演进，“文化大革命”时期，采取了根治水土病的措施——改水运动。并建立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这些都使安泽县大骨节病的医治呈现显著的成绩。“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对于“疾病”的政治化想象，使疾病与政治有了相互隐喻的功能。地方病的防治是现代国家的建构在医疗制度方面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面相，深深烙上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印痕。它是一个自上而下、国家对地方社会全面渗透的过程，它把以往传统医疗所无法包含的群众动员和政治宣传等手段运用到地方病的防治中。但同时，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改造并不是一个单向扩张、肆意渗透的过程，传统与现代也不是截然的二元对立。在地方病防治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对地方病病因的分析，对地方病的医治，都有效地借鉴了地方性经验。这种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现代中国”的一种内涵要素，它体现的是一种不断的实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