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析而产生的分歧，体现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无裨益。 所谓“五朵金花”，是指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和争鸣。回顾“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兴衰过程，考察其与西方话语的广泛联系，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学术史、特别是当代50年学术史的研究，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亦能提供一些借鉴。“五朵金花” 在这里是被看作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而非在“历史理论”意义上要求回答、解决的几个命题；如果说当年“五朵金花”所讨论的问题是“思辨”性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在“史”的意义上的问题探讨。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参与五个命题的讨论，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去探寻这五个问题提出的过程，去分析它们身上体现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五朵金花”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依托分析中国历史而产生的一组命题。而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众多进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普通一种。在西潮汹涌的背景下，绵延2000余年的中国正史体系被打破了，并被一步步拖入西方话语系统，新史学思潮蔚然兴起。外来观念、术语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描述，最终控制了对中国历史的表达。20世纪前半期“西方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交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并最终取得了史学界的核心地位。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为“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土壤。“五朵金花”在这种语境下应时而生、应势而起，并受既定理论预设的限制。特定社会环境下的“革命”诉求成为“五朵金花” 的引产婆；毛泽东的观点、苏联历史理论是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的理论资源，是长期覆盖中国史学界的支配性观点。 学术的演变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环境息息相关，时代的变迁往往决定了史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五朵金花”的兴衰史就是一部学术与社会思潮的互动史。“五朵金花”萌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并在意识形态诉求的滋养下不断发育。5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由原来的民间话语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话语，表述新观念的意识形态话语一步步渗透进学术话语，为“五朵金花”的盛开提供了温室，人们对五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成为史学一度繁荣的象征。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是50年代“五朵金花”中的“东风第一枝”，农民战争史研究则成为60年代史学的压倒性主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与它们息息相通，同生共长，互相接济。“五朵金花”课题都肩负有意识形态使命，体现了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诉求。在“文革”的严寒中，“五朵金花”凋零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历史研究位唐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沿，“五朵金花”便在这种背景下“春风吹又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回光返照”，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讨论禁区也在重新讨论的过程中被突破了。90年代，“五朵金花”随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转换而跌落尘埃，不再是鲜活的“生物”，而成为学术史上值得研究的“化石”。“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已经被时代所取消。 “五朵金花”论战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以论带史”的特征。“五朵金花”建立在依次递进的“五种生产方式”是人类所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样一个理论预设之上，这个理论预设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是造成“五朵金花”问题讨论众说纷纭、争执不休的源头。人们使用基于欧洲经验的“五种生产方式”作为“一般”来套中国历史，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特殊”来解释西方模式与中国历史事实的不相兼容，在观念上不自觉地地接受了“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甚至连讨论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如“奴隶”、“封建”、“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土地所有制”、“民族”都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核心概念的缘起及其在中国的旅程表明，它们大多是基于欧洲经验而提出的外来概念，都是未经严格审查而进入学术领域的意识形态概念，而非适合中国历史的学术概念，与中国历史事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五朵金花”等问题的论战固然是使用“西方话语”、外来概念进行的讨论，但它们毕竟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新的概念工具。在追求民族独立、追求国富民强的20世纪语境中，这些问题的提出有巨大的现实合理性，而且直接参与了对未来社会的塑造，它们突出的社会史意义应该予以充分估计：“五朵金花”虽然染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们毕竟还是在学术领域内绽放的，学者们绝 大多数都是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怀着对学问本身的真诚与执着进行讨论的，他们通过新的观察视角、运用新的概念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反复耕作，事实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业绩，其中有些成就甚至已经远远超过学者们的最初动机。在“五朵金花”讨论中，人们对长时段的考察、对历史大关节点的聚焦和对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对社会经济史等新领域的开拓，以及历史研究视角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切换，都取得了丰富、真实的学术成果，活跃了学术界气氛，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生长点”，使历史研究带有了现代性质，大大深化了对中国历史问题的探讨，并使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在中国已无法与世界脱离，中国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写出本土化的历史，对于中国学人来说，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也是根本问题之一。怀有不卑不亢的平等心态，立足于中国传统史学资源，关注世界史学中的新动态，明识外来话语之利弊，扬其长而避其短，妥善吸收其间的合理因子，吸收其间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学术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与本土历史相符的话语系统，形成相对自觉的与西方话语的互动机制，整体拉动学术增长，或许是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