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物-牲畜为支柱的混合农业系统一直是东亚地区最主要农业系统,也是传统自耕农的基础。农民通过整合作物和牲畜,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土地和资本获得最大的回报,并尽量减少生产风险。同时,混合农业能够使收入来源多样化,从而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可持续利用。作物和牲畜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也有利于减少农业对自然资源的损害。例如,牲畜以粪便的形式为作物提供肥料,农作物副产品和残留物为牲畜提供饲料。研究表明,在任何特定地点发展的作物和牲畜系统的类型是农业生态条件的函数。在中国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驱动下,非农就业以及各种附属产业也与当地作物-牲畜系统相关联,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劳动力。黄宗智将这种情况称为过密化,即在劳动力过剩而没有农业以为的工作机会的情况下,农民通常以非常低的边际报酬来工作,以满足家庭消费的需要。传统的大米/桑蚕/蚕丝编织系统和中国农村最近的小麦/牲畜系统可以吸收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参与劳动。此外,为了维持生计和获取现金收入,种植多种作物(如间种、套种等等)在农村地区也十分常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有研究观点认为,我国于2003年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转变为短缺,其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随着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快速上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进一步加速。受此影响,农村发展和农村土地利用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型,出现了耕地利用集约度降低、复种指数下降、耕地撂荒等农地边际化现象,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农地边际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非农务工工资不断攀升,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专业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在农村地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特征逐渐形成,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而老人妇女等留守农村,务农劳动力的匮乏使得耕地利用集约度下降、复种指数降低乃至撂荒。当前,学术界对于农地利用问题研究较多,但是已有研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劳动力转移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却没有充分考虑混合农业系统的特点。中国农村长期维系着以混合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所谓小农是指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的农户,而且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和产出市场。传统的小农经济都是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经营土地规模小且分散,往往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单家独户的农户无论是面对市场还是维持基本生产条件都显得过于弱小。维持作物-家畜综合生产系统是我国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和种植业是传统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其中畜牧业发展所需要的饲草饲料,主要来源于粮食生产及其加工副产品与农作物的秸秆等。畜牧业作为混合农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在保障牲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户是我国畜牧业生产的最主要力量。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特别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部分农户不再把畜牧业当成副业。此外,畜牧业的疫病风险、市场风险等也迫使部分散养农户放弃牲畜养殖。畜牧业和种植业共同组成一个动态的农业系统,系统内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劳动力转移会导致农户家庭出现劳动力短缺,影响农业生产;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非农收入增长能否弥补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劳动力损失,从而改善农业生产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劳动力转移对混合农业系统的影响,学术界有两个相反的论断:(一)劳动力的转移威胁到农户应对农业劳动需求的能力,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二)非农收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劳动力转移所造成的农业劳动力短缺,资金投入使农业得到改善。大部分研究支持前者,他们的结论认为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削弱了农户的农业劳动能力,会破坏农业系统,而且非农收入很少流入农业部门,因为农户往往倾向于改善家庭福利和社会地位,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性投资通常不是首选。本文通过对重庆山地农区及青藏高原农牧区的实地调研,系统认识并定量刻画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系统的影响。为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农牧业现代化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同时为区域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案例借鉴。种植业及畜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支持,畜牧业方面,劳动力转移对其影响尤为巨大,农牧民很有可能通过缩小畜牧业规模以应对劳动力转移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种植业方面,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牲畜总体是呈现负面影响的,但是高原农业区和山区农业之间又有不同。研究表明:1)在以重庆的12个样本村为例的山地农区,以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和巫山县等3个县共12个样本村为例,通过实地的农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利用计量估计方法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牲畜养殖、耕地撂荒的影响,得出以下几点结论:i)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牲畜养殖和耕地撂荒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在务农机会成本上涨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务农劳动力持续析出对农村作物-家畜复合系统造成冲击;ii)农户牲畜养殖影响耕地撂荒。牲畜养殖规模变化的同时也使得原来用于种植玉米等牲畜饲料作物的耕地失去种植必要,进而导致该部分耕地撂荒;iii)劳动力转移对牲畜养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商品牲畜养殖上,农户会尽量保证自食牲畜的养殖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促使农户牲畜养殖减少,加剧耕地撂荒。这与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但是,在具体的作用机制上,本文结论与他们又有所差异。本文从作物-家畜系统结构出发,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整个系统结构的影响。研究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对耕地的作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就业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缺乏,同时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较低,使得大量耕地弃耕、撂荒;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转移也冲击了农户的商品牲畜,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下,农户家庭常住人口较少,对牲畜的消费需求降低,同时也由于劳动力不足难以支撑起较大规模的商品牲畜养殖,因而,传统的农村散户养殖规模正日益缩小。牲畜养殖规模的缩小使得农户不必要为饲养牲畜而种植玉米、红苕等饲料作物,其相应的那部分耕地也因此难逃撂荒的命运。2)在以一江两河地区和大渡河上游的壤塘县为例的青藏高原农业区,劳动力的流动对于高原的畜牧业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充分反映了畜牧业对于劳动力巨大的依赖性。性别在高原农业区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男性劳动力的离开和女性劳动力的离开对于种植业的影响并不相同,随着女性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农户会减少耕作面积,但是青稞的产量并未受到影响,这表明女性劳动力的流动更多影响到农户作物种植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原地区非农收入对于农牧民的耕作面积有着积极的影响,这表明高原农牧民会将一部分务工收入投资到农业当中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因劳动力转移而造成的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居民,从而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补贴性收入和牲畜数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由于高原地区补贴性收入主要包括草场补贴和牲畜补贴。这类政府补贴性收入是当地农牧民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牧民表示想经商,但是缺少资金,农牧民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资金帮助或低息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