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善恶问题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尤其道德领域和宗教领域都对这个问题有着十分严肃的谈论。对康德而言,他否定了历史上人性善恶的看法,并且给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新见解。康德首先对人的本性做出了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的区分,并且把恶划定在自然本性之内。他相信,人能克服自然本性中的恶,抑制自然本性中不可根除的恶的倾向。因为人不仅具有自然的本性,还具有超越的道德本性。道德本性既源于人的实践理性,也源于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向善的原初禀赋。康德强调,人只有出于纯粹自由意志的行动才具有道德意义。这种自由意志的行动的动机必须出自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也就是说,只有遵循了道德法则才体现人格的道德本性。因为有理性存在者能够依据道德行动。这种从自然本性上升为道德本性的过程,就是人改恶向善的过程。根本恶理论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它和康德的其他道德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康德认为,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只有在自由的理念下才是一个自身的意志,因而必须在实践方面被归于一切理性的存在者。康德把自由看作是一切有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属性,并且由此推论出意志的自律、善的意志。此外,康德提出人性具有一种普遍的恶的倾向,即根本恶。熟悉康德的人对“善良意志”和“根本恶”两种概念并不陌生。为什么康德提出截然相反却依然共存的两个概念?因为他对“自由”的理解存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且他对根本恶理论的阐释,不是为人自然本性中存在的恶进行辩解,而是为了人改恶向善。人的自然本性受到自由的任意的影响,可能会违背道德法则,造成恶的后果。康德把这种自由称之为消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通过实践理性能够产生积极的自由。这种积极的自由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康德人性论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康德看来,遵守道德法则需要人的实践理性和道德自律。遵守道德法则是通往善良意志的必经之路。因此,善良意志和根本恶之所以能够共存,就在于人能够改恶向善。改恶向善体现了人的高贵和尊严。康德通过根本恶理论,不但没有降低人的道德本性的地位,反而突出了理性的可贵。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哲学家对根本恶理论产生了新的思考。汉娜·阿伦特在经历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纳粹分子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认为,善恶最为本质的差异在于思考。恶和思想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因为善需要人们拥有足够的思想力和判断力,而恶则是在无思和缺乏判断力的情况下产生的。阿伦特称这种恶为“平庸之恶”。平庸之恶的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政治背景中,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对根本恶进行了补充。同时,她也强调了思考和判断在克服恶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根本恶理论进行多层次的阐释,了解根本恶理论对社会带来的思想影响,对人抑恶扬善树立信心和希望。康德以理性的方式,构建理性和欲望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人性中存在的核心问题,解读了人独特的原因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