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信息连接个人与社会,这种关系能保证社会关系的正常化,也能促使社会运转有条不紊的进行。计算机的出现以后,网络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个人信息的使用更加广泛,从前纸质化的信息、档案都已经形成电子版,人们的工作生活也越来越呈现一种无纸化的趋势。大数据智能时代的降临,个人的信息被使用的很频繁,安装使用任何一款APP都需要使用个人的信息,有些需要指纹,有些需要脸部识别,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保护与个人信息的分发和使用就像天平的两端,我们必须努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并保持平衡。个人信息匿名化作为维护上述“平衡”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在当今时代显得更有特殊的价值,在保证人们可以正常使用网络信息,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还能使得自己的私人信息不泄露,但匿名化并非一次性的,匿名化重新识别的风险是匿名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障碍”。个人的信息保护与为了方便需要使用个人信息在本职上是冲突的,这种冲突在无名化上就体现为无名化解决的有效性与适用性的矛盾。匿名信息的实用性、去标识化处理时所在的场景会包含一些间接标识符,容易发生二次识别的风险。去标识化处理以后容易发生二次识别的风险,这种存在的风险潜在影响着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对于去标识处理后的信息流通也有一定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部分信息管理者根据现有的法规,已经解决了匿名处理和重新识别的风险。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规范性内容,包括匿名处理和重新识别风险等,仅列《定向广告行业框架标准》中。《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包括对重新识别风险存在的强调、重新识别风险的对应手段、对匿名信息传输的限制、二次识别风险的定期评估。我国的信息管理者对匿名化规则的制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就是指他们发布的隐私政策或交易规则。从法律的角度看,作者旨在分析信息管理者匿名化和防止重新识别风险的措施,并选取了京东的《隐私政策》、腾讯的《隐私政策》、上海数据交易所交易规则进行分析比较。发现现阶段我国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再识别风险存在未正视匿名化再识别风险、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应的标准很模糊,二次识别使用个人信息的时候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未规定信息控制者对再识别风险的防范义务等问题。欧盟、英美等国对于信息的保护起步早,对个人信息匿名化再识别风险的相关法律规定已经比较完善,相较于我国刚刚起步的情况可以有所借鉴。结合本国实际,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研究总结出适应我国国情的相关保护机制。我国要对使用个人信息时候的风险给予一定的重视;从两个维度构建匿名化信息处理的相关标准,将其落实到对应的法律法规,形成标准文件,确实做到有据可依;清晰指出二次使用个人信息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明确信息处理者对再识别风险的防范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