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观的国际金融形势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第一代投机冲击模型(Rationalspeculative attack model)在具有理性和前瞻性的政策制定者面前显得缺乏解释力。过去的货币危机模型都是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以及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假定等方面阐释了在包含贬值预期下的固定汇率制的崩溃路径。不管是外部投机者的冲击，还是预期的自我实现，实际上都隐性假设了无论货币当局采取怎样的政策行为来避免危机的发生，都会被投机者和公众的经济行为所抵消。也就是说传统的货币危机模型肯定了外部理性投机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然而通过模型分析可以发现，政策的制定者完全能够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因素到投机者的决策中以避免可预期的投机冲击。该行为可将突然的袭击时间延长，即增长投机和不确定性的期限，同时也可以扰乱投机者以及大众的心理预期。这是90年代以来博弈模型在传统危机理论上的新应用。这种理论修正也是贴近和符合现实的。货币当局作为市场政策的制定者，无论在信息还是策略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他们也是理性而非短视的经济主体，其也理所当然能预期到经济环境的运行态势，并判断投机冲击发生的时机。虽然近来有经济学家对于此类经典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模型中引入了与微观主体相对应的政府行为，也引入了含有博弈概念的对策性描述，但是也基本都是基于贬值预期和货币危机的解释。即使偶尔提及升值预期和外部压力，也是类比贬值危机的分析模式。众所周知，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一国如果要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必然会面对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的内在冲突，也必然会面对升值预期和贬值预期的双重压力，直到其愿意退出固定汇率制为止。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汇率往往都会经历一个从贬值预期到升值预期的动态过程。在此背景下，货币当局必然会利用手中的工具和先天优势跟投机者展开心理战，“出其不意”地完成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时其也会做好汇率改革的配套措施，并选择一个良好的时机退出固定汇率制，使自身的汇率体制能够更好的适应国内经济的发展需求。这就说明一国在面对汇率危机或者投机冲击时，政策制定者也是理性的，并有一个主动避免投机风险的目标函数。这无不验证了中国近两年来汇率体制改革的种种现象和过程。因此，本文还为分析当前中国汇率体制改革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