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车辆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伴随而来的就是逐渐增多的交通事故,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这当中,“醉酒型”危险驾驶尤为甚之,这也是《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醉驾入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的表现形式各异,侦查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并没有相对细化的程序性规定,因此,明确醉驾案件的证明规则,完善醉驾案件的证明规则体系,不仅有利于提高醉驾案件的办案效率,对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也有着重要意义。然而,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首次确立危险驾驶罪以来,针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法律条文主要包括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由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委会于2011年发布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GB19522-2010),虽然其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证据认定做出了一些规定,但没有形成具体的醉驾证明规则。从司法实践来看,存在以下突出的证明难题:若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与血液酒精测试结果不一致,如何认定醉驾犯罪成立;很多醉驾案件仅有血液酒精测试结果,这样能否直接认定醉驾犯罪成立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另外,在既无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也无血液酒精测试结果的情况下,能否仅凭其他间接证据认定醉驾犯罪成立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基于此,针对现实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的各类证明难题,应当研究如何运用证据法原理解决这些证明难题。首先,通过对国内外的相关规定进行研究发现,作为倚重酒精含量鉴定证据定案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由于在司法实践中,血液酒精测试结果的准确性高于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应当作为立案侦查的根据,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则应当明确血液酒精测试结果的关键地位;其次,在仅有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时不能认定犯罪事实成立,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只能作为立案侦查的依据,当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与血液酒精测试结果不一致时,当以血液酒精测试结果为准,作为定案依据;最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醉驾案件最重要的定罪证据,在缺乏该项证据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机能和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的要求,即使有其他的间接证据,也不能认定犯罪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