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出现的普遍信任危机表明传统以罚代管的粗放式监管模式已经难以适用，公众对政府监管效果日益不满，社会诚信体系的重构是应对社会急速变化的现实需要。本该借助市场和社会淘汰功能就能解决的失信问题，却因传统信任机制的打破和市场机制的脆弱以及常规治理手段作用的式微，加剧了社会信任危机。随着大数据信息时代的带来，行政权具有将行使职权过程中掌握的各种信息整合组成社会平台并向社会传递信用风险信息的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任危机。作为信用信息具体应用的失信行政惩戒因具有执法成本低、监管效益显著的优势成为行政机关当下信用监管的首要武器。我国自失信行政惩戒制度启动以来，社会领域的信用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行政效率有显著提高，社会信用治理效果明显。但失信行政惩戒在实践应用中产生的负面效应，导致该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受到舆论质疑。对此，笔者从行政法基础理论和社会现实结构出发，通过分析具体惩戒措施具有多重行政行为属性，并结合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惩戒措施滥用和信用主体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针对性的提出要建立硬法与软法相结合的立法规范体系，对不同性质惩戒措施的运用应符合基础行政法规范要求，以此限制有关机关适用惩戒措施的巨大裁量权，适度缩小制度适用范围等建议，并提出引入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和通过信用修复操作流程精细化对信用主体的权利提供全方位保护，使其在规范化道路上充分发挥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