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研究了当地政府对于城商行的控制方式以及不同控制方式对于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于政府股东的制衡作用。具体来说,首先,本文考察政府对于城商行“事权”的影响,分别从城商行贷款规模、贷款期限结构、贷款行业分布和贷款集中度四个维度考察了当地政府股东对于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政府股东对于城商行信用风险影响的传导机制；接着本文考察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于城商行政府股东的制衡作用；其次,本文考察了政府对于城商行董事长“任命权”的影响,分别从贷款规模、贷款期限结构、贷款行业分布和贷款集中度四个维度考察了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城商行董事长对于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上述董事长中较为年轻的群体对于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最后,本文考察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于较为年轻的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董事长的政治迎合行为的制约作用。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政府股东通过干预城商行的信贷行为满足政府的融资需求,导致城商行信用风险的上升。本文首先研究了政府持股与城商行信用风险的关系,发现政府持股比例越高,城商行的信用风险水平越高,并且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政府持股更加会提高城商行的信用风险。本文进一步从贷款规模、贷款期限结构、贷款行业分布和贷款集中度四个维度对政府股东的干涉行为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政府持股比例越大,城商行越倾向于扩大贷款规模,降低短期贷款占比,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减少其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贷款占比并增加其在房地产业的贷款占比；政府持股比例越大的城商行贷款的集中度也越高；由于政府持股造成的上述贷款行为最终提高了城商行的信用风险。2、以股权制衡度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制衡政府股东对于城商行信贷的干涉行为,降低城商行的整体信用风险。在内部治理方面,股权制衡度并不能有效抑制政府股东对于城商行贷款规模和行业分布的干涉行为；然而股权制衡度较高的银行,政府股东减少城商行短期贷款比例和增加中长期贷款比例的行为会受到有效抑制,政府股东提高城商行贷款集中度的行为也得到有效缓解。外部治理方面,市场化进程能够有效缓解政府股东扩大城商行贷款规模的行为；在城商行的贷款行业分布方面,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股东减少制造业贷款比例而增加房地产贷款比例的行为得到了有效抑制,政府股东增大城商行贷款集中度的行为也受到了制衡。综合来看,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进程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在制衡政府股东对于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干涉上,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整体降低了由于政府股东的干涉导致的城商行信用风险的上升。3、由政府部门直接调任的城商行董事长降低了城商行的整体信用风险,而上述董事长中较为年轻的群体在信贷决策上会迎合政府的融资需求,最终增加了城商行信用风险。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制衡较为年轻的由政府部门直接调任的城商行董事长在城商行信贷决策中的政治迎合行为。本文首先研究了由政府部门直接调任的城商行董事长对于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发现上述董事长更加倾向于降低城商行短期贷款比例和制造业贷款比例,从而相应提高该城商行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和房地产业贷款比例。然而,由政府部门直接调任的城商行董事长又倾向于减少城商行的贷款规模和贷款集中度。在进一步对于城商行整体信用风险的考察中,本文发现,综合来看,由政府部门直接调任的城商行董事长更加倾向于调整信贷行为以降低城商行的整体信用风险。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上述董事长中较为年轻的董事长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较为年轻的董事长倾向于减少制造业贷款比例,提高房地产业贷款比例和城商行贷款集中度,该部分董事长的上述信贷决策与当地政府的融资需求相一致；然而在贷款规模上,这些较为年轻的董事长倾向于降低城商行贷款规模。在进一步对于城商行整体信用风险的考察中,本文发现,综合来看,这些较为年轻的董事长在进行信贷决策时倾向于迎合政府的融资需求,最终提高了城商行的整体信用风险。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金融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于上述董事长政治迎合行为的抑制作用,本文发现,股权制衡度越高的城商行,其政府部门直接调任而又较为年轻的城商行董事长在信贷决策中的政治迎合行为越会受到有效抑制,该城商行的信用风险也相应较低；所在地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城商行,上述董事长的政治迎合行为越会受到有效抑制,该城商行的信用风险也会显著下降,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有效抑制了由政府部门直接调任而又较为年轻的城商行董事长在信贷行为上的政治迎合行为。本文系统分析了当地政府对于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方式及其经济后果,并进一步研究了以股权制衡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以市场化程度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机制对于当地政府干涉行为的制约效果。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1、研究视角创新。本文首次从“事权”和“任命权”两个维度考察了政府对于城商行信贷行为的控制。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持股的单一视角考察政府对于城商行的控制,本文创新性的将政府对于城商行的控制划分为信贷决策权(即“事权”)控制和董事长任命权(即“任命权”)控制两个维度,并分别从上述两个维度研究了当地政府对城商行的信贷行为的影响方式及其经济后果。通过对于政府控制方式的细分,本文更加明晰的揭示了当地政府对于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机制。2、研究对象创新。本文将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城商行董事长作为独立的经济人进行考察。现有研究普遍将政府任命的企业高管视为政府利益的代言人,认为这些高管的行动与当地政府的需求保持高度一致。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官员晋升机制下,官员在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流动往往具有单向性,即由政府部门转入企业较为容易,而由企业晋升回到政府部门相对困难,如果再考虑到这些董事长的年龄因素,这些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高管可能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并且其利益诉求并非与政府需求完全一致。基于此,本文根据城商行董事长的晋升渠道和晋升机会对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董事长进行了划分,分别揭示了不同晋升渠道和晋升机会的董事长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3、研究内容创新。本文是为数不多的研究银行这一资金供给方的政治关联的论文。现有文献主要集中讨论非金融企业的政治关联情况,而将银行作为非金融企业变现其政治关联的中介进行考察。实际上,由于银行所经营产品的特殊性,银行与当地政府的政治关联更加紧密,对于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更大,本文通过对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的城商行董事长信贷决策行为的研究,揭示了银行政治关联对于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