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全球商品贸易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与此同时,诸如“不符措施”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逐渐成为地区性贸易和投资谈判的主导模式,我国必须进行相应的探索,才能不被孤立。在国内方面,我国的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即将或已经用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逐渐上升。此时,如何保证我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以及更长的时间内的快速增长,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之下,我国的政策制定者与学者都意识到了对包括投资规则和贸易规则等在内的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陆第一个自由贸易园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9月建成。在建成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上海市又给予了上海自贸区更高的期许,因此,对如何把上海自贸区建设好、上海自贸区建设经验的可复制性等问题进行研究就非常有必要。本文就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本文比较了新加坡自由港和香港自由港的转型升级的经验并得出结论,无论奉行自由放任主义还是干预主义,只要采取恰当的经济政策,都可以促进自由港经济的升级转型并促进经济的发展。新加坡自由港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发是,“看得见的手”可以通过调控实现不同种类的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而成为自由港的升级转型的“帮助之手”。香港自由港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发是,自贸区在进行升级转型时,可以采取政策形成国内“雁型发展模式”,从而使得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及转型升级能够使更广泛的地区受益。除了分析国际经验的可借鉴作用之外,本文还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上海自贸区升级转型及其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