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经济增长也从21世纪初的高速增长逐渐过渡到近期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的减缓表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在步入新常态的同时,土地结构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也正进入到了转型的关键期,区域或城市间的要素流动加快。而土地作为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其配置变化对城市经济的增长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随着中国土地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地价逐步成为影响土地配置的重要机制;地价的变化不仅会直接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而且也会导致城市相关要素的流动,进而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地价变化对要素流动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这对于政府有效管控土地价格,以推动要素科学合理流动和实现新常态关键转型期的城市理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地价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相关要素流动的影响,然后深入探讨了地价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与机理(包括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影响要素流动进而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的间接影响);接着,利用2000-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102个地级以上大中城市的地价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分析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分析了地价变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地价通过要素流动对城市经济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此外,还进一步区分三种用地类型地价、不同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和政策实施的不同阶段地价变化、要素流动和城市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差异。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地价的特征和分布来看,尽管由于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土地出让策略不同,导致商服、住宅和工业三类地价间的上涨幅度和上涨速度存在明显差距,但是通过分析仍然可以发现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地价一直是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且是在正常波动范围内的上升,并未出现过急剧上升或下降的现象。(2)从所有样本城市的总体效应来看,地价变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存在的。直接效应方面:地价变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是存在的,并且是正向相关的。间接效应方面:地价变化会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城市劳动力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作用,但不同的是地价上涨与FDI是呈负向相关的作用,而与城市劳动力是呈正向相关的作用。除此之外,地价变化还会通过除了这两个中介因素以外的其他渠道刺激城市经济的增长。进一步地,分别从商服地价、住宅地价和工业地价来看,商服地价和住宅地价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与上述总体效应是相同的;但是工业地价不同,由于长期受到政策影响,其对城市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城市劳动力来产生作用,而是会通过其他中介因子对城市经济产生作用。(3)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发展阶段不同间接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在高级发展阶段的城市中,商服地价部分仅通过城市劳动力对城市经济产生正向影响;住宅地价部分通过FDI和城市劳动力对城市经济产生影响,住宅地价变化与FDI呈负相关,与城市劳动力呈正相关;而工业地价不通过FDI和城市劳动力对城市经济产生影响,而是会通过其他中介要素。在中级发展阶段的城市中,商业地价和住宅地价均会部分通过城市劳动力对城市经济产生推动作用,不通过FDI对城市经济产生影响;工业地价与上相同。从上述住宅地价在不同城市的间接效应差异来看,FDI对高级发展阶段城市的住宅地价更加敏感。(4)从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政策实施的前后阶段来看,间接影响效应也是不同的。在2000-2006年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之前,工业地价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不通过FDI和城市劳动力对城市GDP产生作用,而是会通过其他中介要素来产生影响;在2007-2015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之后,工业地价则会部分通过城市劳动力对城市经济产生正向影响。表明2006年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之后,工业用地的上升会通过提高城市劳动力的集聚对城市经济产生正向效应。论文最后也从引导中国土地市场有序发展和合理管控城市地价的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强度,引导工业地价的合理上涨;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对三种土地用途类型地价进行差别化的调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