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治被看作是一种历史进程,我们应当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它的发生与发展。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与自足性导致了其相对于国家政权而言是一个“想象的异邦”,传统的乡村自治本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自治”。这种自然形态的自治为乡村社会构建了合理的权力体系和价值体系,对封建社会的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古代的中国尝试将乡村社会纳入到统治体系中,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和社会动员以及合理的机制体制,多次以失败告终。清末以降,迫于内忧外患的局面,“国家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了推进“国家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加强乡村社会资源汲取的能力,国家迫切地将“乡土中国”纳入国家政权统治体系。但由于我国乡村社会俨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权力体系和价值体系,正所谓“文化网络”,其难以融入到国家现代化体系之中,国家与乡村的冲突与博弈已是必然。被贴上了“传统”标签的乡村社会与“现代”的概念形成了价值上的对立,从而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根据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各阶级利益关系的协调者。如何调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乡村社会的纠纷与冲突成为国家急需破解的新难题。法治被当今社会看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法治现代化成为了国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乡村自治与法治已然构成具有内在冲突的话语与行动。本文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背景下,探索法律在沟通“系统”与“生活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来探索乡村自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