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题是印尼外交决策,同时通过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的案例研究,探究了公共舆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并使中国成为最终的项目合作伙伴。本文解释了公共舆论如何影响印尼外交政策,并导致最终的外交政策输出。在这个案例中发现,公共舆论对外交决策过程施加了影响。社会和媒体的相互关联也影响到政府及其外交决策过程。本文从印尼视角来看印尼与中国关于重大基础设施和战略设计的合作。使用印尼视角意味着将从印尼的立场来解释外交政策成果。选取此视角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少有从印尼国内政治环境,或者更具体来说是从印尼公共舆论的角度来分析印尼外交决策成果的公共外交研究。本文采用定性法来分析问题。研究基于审慎的案例分析和数据收集。辅助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相关的档案文献,二手渠道得来的数据和文献主要来源于著作和网络。本文同时还利用公共舆论学的视角来更好地理解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第一章详细阐述了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论,并且简单介绍了案例研究的背景。文献综述部分展示了关于中国和印尼关系研究的著作中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第二章集中于印尼国内政治,包括21世纪初的政治变化。尽管从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印尼的民主实践只进行了二十年,它仍然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1998年显然是一个转折点,印尼经历了苏哈托“新秩序”体制下的半独裁政权向随后的民主变革的变迁。因此,公共舆论成为政府决策前的重要考量。本章简要介绍了新秩序时期后印尼的民主背景。同时说明社会对公共舆论的影响。第三章主要为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时期的外交决策过程与公共舆论。高铁项目发起于苏西洛时期,日本是当时极具潜力的合作对象,但是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没有得到实现。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此案例中政策选择的投入没有获致相应的产出。苏西洛时期的国内政治环境是国际主义的,从它“广交友不树敌”的外交政策可以看出来。但是种种因素使得这个时期的印尼没能借助这种国际化趋势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由于当时国内的另一重大政治事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高铁项目没有得到媒体重视。以精英为基础的传统媒体会影响公共舆论,但不是所有的精英成员都听从于在职政府人员。因此,媒体分为了两派:一派支持与精英利益有关的政府议程,而另一派则持反对态度。第四章主要阐述佐科·维多多时期的印尼外交决策过程。尽管高铁项目最初是在苏西洛时期提出的,却是在佐科政权时期得到实施。此前日本是项目合作伙伴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但外交政策的最终结果却是中国成为了最后的选择。在这个案例中出现了外交选择在下达的过程中发生改变的情况。最后,第五章展示了本文的成果和发现:在佐科·维多多领导的孤立主义社会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公共舆论影响了外交决策。在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中,为了表示对前任政府的不满,在2014年大选中民众的投票使得前任政府下台,最终导致了新孤立主义和新决策的产生。媒体主要由利益集团(Elite)组成,而大部分的利益集团与孤立主义议程有内在关联。媒体根据精英利益,以或消极,或积极,或中立的方式来构造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