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国际条约的翻译和解释呈现出特殊的面目,并体现在1917年美日《蓝辛—石井协定》内“特殊利益”一语之中。两次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深入,清季中国开始艰难步入国际大家庭之列。这一过程中,国际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加之丁译《万国公法》等国际法学著作的译介,清廷逐渐熟悉并在外交事务上运用国际法规则。其时,中外交涉最为重要的内容是条约事宜,但却不存在一套如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在世界范围通用的条约解释规则,而是大多存于国际法学者的著述之中。格老秀斯、普芬道夫、瓦特尔对条约解释理论的贡献尤为重要。他们构建出固定的条约解释规则,基本以文义解释为首要原则,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瓦特尔更加注重缔约方的动机、宗旨,具有目的解释的特征;而格劳秀斯更加注重词义、语境等要素。总体上,他们的解释路径较为较一致,即如约文含混,则查明用语的通常用法,而后是合理含义,最后如有必要,探明上下文、主旨事项、后果及目的。可以发现,文义解释是解释条约时的首选,仅在其无法解决时才能适用“推定”,这即是后文重点讨论的美日翻译和解释《蓝石协定》内“特殊利益”一词的国际法基础。基于国际条约解释规范,文章梳理、研究日美中三国档案资料后发现,《蓝辛—石井协定》以英语缮就,后译为日文,但日美两方在分别致送中方的中译版本中,对该“特殊利益”一词采取了不同的译释:日方将之译成“特殊地位”,并扩大解释为包括政治上的利益,造成美国承认其在满洲、山东所获利益的表象,引发中美的强烈抗议;美方则基于该词的文义,将之解释为仅指经济上的工商业“特殊关系”,并且由于地理上之接近而产生。就协定的语境和缔约情形而言,该词应按美方的解释理解。日方故意错译和错释的原因在于,意在重演1910年借助含有“特殊利益”一语的英日同盟条约吞并朝鲜的事实,但由于美方始终不同意写入“特殊地位”、“首要利益”等用意凶险之词,故而出错译、错释之下策。中方识破日方这一伎俩后,立即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直接或间接提出废止这一协定。《蓝石协定》终在华盛顿会议后遭到废除。总之,在缺乏普遍适用的条约解释规则的20世纪初期,国际协定的翻译和解释呈现出特殊的面相。美日针对“特殊利益”一词的不同译释正是显著一例。这一过程展现出翻译的政治属性,跨语际外交上如何利用翻译和解释使原词本意未明确所指的意思表露出来,以实现未能订明的本质意图。外交上利用翻译和解释表述文本未蕴含的所指的跨语际实践并非个案,对之展开研究是国际法史、条约史、翻译史的拓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