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作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是行政民主化和柔性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尊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必然结果。显而易见,合作治理的这些特点必将使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的协助义务呈现出全新面貌,即该义务不再是一种服从于行政调查权的绝对义务,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协作义务。按此逻辑,该义务便与行政调查权在功能定位上形成相对独立、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平衡状态。此外,二者还在法律内容上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基于这些关系,相关制度实现良性运作。但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该义务并没有获得相对独立的功能定位,其与行政调查权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对应关系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以致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制度出现许多问题。为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深入研究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的协助义务。本文在内容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的概念和法律性质,这是本文论证的基础。具体而言,本部分首先将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的内涵进行解析,其次将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的外延界定为陈述或说明义务、提供相关文书资料或物品义务、亲自到场义务、其他作为义务和容忍义务,然后将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的协助义务与相关概念进行辨析,最后对该义务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从我国法律和实践两方面,阐述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制度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的限度不明确、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的总量过大、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助义务的积极性不足和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助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完备。第三部分分析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这些原因是行政相对人的协助义务与行政调查权在功能定位上失衡、在法律内容上难以对应。第四部分为我国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制度的完善。本部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行政调查中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措施。具体而言,为明确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的限度,法律应规定义务法定原则、以义务人的能力为限原则、比例原则、效率原则和拒绝协助调查的豁免。为合理设置行政相对人协助义务的总量,行政主体应当建立分类综合行政调查权模式和部门协同调查机制。为提高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助义务的积极性,行政主体应当采取非强制性调查和行政担保制度。为完善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助义务的法律后果,首先法律应增加相应的条款,其次法律应明确行政主体享有实施行政强制的权力,最后法律应当依据行政调查的类型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