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经济学领域,人力资本外部性一直被视作城市集聚及城市高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整个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近十几年来城市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有关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经验性研究与其传统的逻辑重要性还很不相称。而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则更是寥若晨星。近年来,中国正处在努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城市人口以及人力资本的加速集聚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实现人的价值,使城市发展的成果为广大城市居民所共享是一个既影响效率又关乎公平的重要命题。作为推动城市发展、塑造城市经济结构的一股基础性力量,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无疑将影响到每一位城市劳动者的价值创造效率以及其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能力。在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没有被适当评估的前提下,任何旨在强调人力资本集聚及其外部性福利后果的政策,都将很可能带来不确定的政策效应。在这一背景下,针对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研究与探索,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致力于回答以下三个大的问题:(1)近年来,中国城市部门所发生的人力资本集聚有没有形成显著的人力资本外部效应?(2)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在不同地区,对不同劳动群体的影响是否是同质的?有没有“普惠”式地使不同地区和群体的劳动者受益?(3)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在不同地区和劳动群体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那么引发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因此,本文在对有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个人微观数据与手工搜集的城市层面数据相结合,并综合利用最小二乘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分位数回归与门槛效应回归等多种实证方法对上述三个大的问题进行了考察。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本文利用CHIP2013、CHIP2007、CHIP2002的城市人口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平均强度的观测结果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质与城市特征,并使用工具变量进一步克服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我们观测到了显著的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在排除了粘性工资等潜在问题的影响后,这一结论依然是稳健的。同时,分时间与分地区的估计结果进一步显示,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在不同的时空上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而针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微观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主要是通过Jacbos外部性与“劳动力池”效应两个途径而得以实现的,MAR外部性的贡献较弱。(2)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红利并没有“普惠”式地使不同收入阶层的劳动者受益。本文利用CHIP2013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并不是均衡分布的,而表现出了巨大的结构性分化。基于户籍人口的实证结果说明,收入水平越高,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越强,工资收入最高10%阶层的城市人力资本工资溢价是工资收入最低10%阶层的4倍左右。而不同收入劳动者在个人素质、工作行业上的差异,以及各种制度壁垒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造成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出现收入阶层分化的重要诱因。虽然在考虑到劳动力间不完全替代效应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后,低收入群体的获益能力有所增强,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对高收入群体更有利的基本趋势。(3)城市规模是人力资本外部性的重要条件约束,在不同的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形成机制有着显著的差异。本文利用CHIP2013数据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看,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确实表现出了逐步增强的趋势。但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来看,以上趋势主要是通过第三产业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增强来推动的,第二产业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不仅没有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反而逐渐减小。而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三种微观机制来看,城市规模与多数微观机制间也没有像传统城市经济学理论预期的那样表现出城市规模越大外部性越强的简单趋势。(4)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并不是天然可以发挥作用的,而必须依赖于制度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本文运用CHIP2013微观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城市人力资本与市场化指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在考虑到城市规模、劳动力素质的潜在影响后,这一观测结果始终是稳定的,这表明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受到市场化进程的显著影响,随着市场化指数的提高,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有明显的增强趋势。而保护劳动力私有产权、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劳动力竞争是市场化影响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