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国倡导人权保障和社会防卫的大环境下,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六编第四章增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规定由法院通过法定的诉讼程序决定是否将精神病人强制入院隔离治疗,该规定初步构建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平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确立更有利于限制公权利以保护私权利,而且破除了之前强制医疗行政化的特点。然而在理论层面上,2012年《刑事诉讼法》仅仅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虽然之后出台了若干司法解释对其规定予以进一步细化,但是该程序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主体单一、程序适用对象过于狭窄、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不足以及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不明确等有待细化的问题;在实践层面上,由于法律规定的不足造成司法实践中适用该程序存在“约束难”、“执行难”和“治疗难”三大难题。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暴露出的问题不利于其目的的实现,也严重侵犯了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严格规范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亟需进一步对该程序进行完善。鉴于此,我国应当通过对域外国家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规定的分析,总结出其相对成熟的地方,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在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前提,进一步细化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和弥补其立法的空白,如应对强制医疗适用条件、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检察监督等规定进一步细化,对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主体和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当事人权利保障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