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当前,世界各国创新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亟待解决的全球性发展难题和地区差距倒逼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朝着创新之路迈进。虽然目前围绕国家技术创新已有大量研究,但是主要集中于单个或多个因素对国家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而对于哪些具体的条件配置导致更高的国家创新产出知之甚少,对于实现国家高创新产出的必要条件与瓶颈因素也缺乏研究。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于国家创新系统缺乏一个整体的具有共识性的框架,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实现国家高创新产出条件配置的研究存在理论和方法之间不匹配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构建国家创新系统综合框架并探究实现国家高创新产出的条件组态、必要条件、瓶颈因素以及其中的核心变量与国家创新产出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创新系统中充分和必要两种关系研究的发展,也能够为国家不同类型创新产出的相关需求以及政策制定提供依据。首先,本文基于知识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概念进行界定,并从制度、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以及商业成熟度五个维度出发,提出了一种国家创新系统综合框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以及必要条件分析方法（NCA）,探究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实现高创新产出的条件组态差异及核心要素,以及实现国家高创新产出的必要条件与瓶颈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成熟度不仅是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实现高创新产出主要条件组态中都存在的要素,而且还是高收入和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组态中的核心条件,此外瓶颈水平分析结果表明商业成熟度是五个因素中实现极高国家创新产出水平最关键的瓶颈因素,从必要性视角证实了商业成熟度对于实现国家高创新产出的重要性。但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商业成熟度是由知识型员工、创新关联以及知识吸收三大子支柱构成,现有文献缺乏宏观层面的关于知识型员工、创新关联和知识吸收对于国家创新产出影响的探讨,且衡量国家创新产出的主要变量仍是以专利等代表知识产权部分信息的指标为主,不能涵盖如高端及中高端技术生产、文化创意、娱乐产业以及网络创意等方面的国家创新产出。其次,本文基于128个国家2013～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知识基础观理论的知识型员工对不同类型国家创新产出影响模型,并从国家ICT利用率、电子参与、信息通信技术水平和普通基础设施四个角度实证检验了国家基础设施水平对知识型员工与国家创新总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知识型员工与国家创新总产出、知识和技术产出以及创意产出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相较于知识和技术产出,知识型员工对于国家创意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2）知识型员工子支柱之一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与国家创新总产出以及知识和技术产出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与国家创意产出的相关关系不显著;（3）国家ICT利用率、电子参与、信息通信技术水平和普通基础设施均对于知识型员工和国家创新总产出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再次,本文构建了基于马歇尔外部聚集经济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的创新关联对国家创新产出影响模型,探究了商业成熟度的第二个子支柱创新关联及其三个要素产业集群发展普遍程度、合资战略联盟交易和同族专利申请总量对于国家创新总产出、知识和技术产出以及创意产出影响。研究表明:（1）产业集群、合资战略联盟、同族专利和创新关联都与国家创新总产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研究结论表明合资战略联盟对国家创新总产出的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性;（2）合资战略联盟、同族专利和创新关联都对国家知识和技术产出具有显著的激发作用,但产业集群和国家知识和技术产出的关系不显著;（3）产业集群和国家创意产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合资战略联盟、同族专利和创新关联的相关关系均不显著。然后,本文构建了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知识吸收对国家创新产出影响模型和基础设施对知识吸收与国家创新总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并对比分析了不同收入组别下知识吸收对国家创新总产出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1）知识吸收对国家创新总产出、知识和技术产出以及创意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较于创意产出,知识吸收对于国家知识和技术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FDI流入与国家总创新产出以及知识和技术产出显著正相关,但与国家创意产出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2）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知识吸收对于国家创新总产出的显著性水平更高,对于知识和技术产出的回归系数更高,而在收入较低组别,知识吸收和创意产出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即整体上,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知识吸收对于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3）国家ICT利用率、电子参与、信息通信技术水平和普通基础设施对于知识吸收和国家创新总产出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本文考察了商业成熟度的三个子支柱知识型员工、创新关联和知识吸收对于国家创新产出影响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1）创新关联在知识型员工和国家创新总产出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创新关联在知识吸收与国家创新总产出之间也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2）知识型员工在知识吸收和国家创新总产出间不仅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也中介了知识吸收和国家创新总产出;（3）知识吸收显著正向调节知识型员工与国家创新总产出的关系,此外知识吸收也在知识型员工和国家创新总产出间起到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