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然而以往主要依赖扩大投入要素来增加产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会导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等严重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寻找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随着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向往,大众对各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环境问题作为目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有关部门通过出台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来对环境问题进行规制,以促进环保生产。但环境规制在推动企业绿色生产、技术变革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内部运作成本。而健全的金融体系可以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为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便捷的信贷平台与服务,解决了企业融资的问题,从而提高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效途径,是研究如何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发展、环境规制这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对本文所涉及的金融发展、环境规制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三个研究对象的概念作出界定。在明确了这些概念的基础之上,从金融系统所具备的不同功能出发,并结合新经济理论和波特假说,分析这三个研究对象之间的作用机理。其次,根据本文所涉及的这三个主要变量的特点,利用熵值法测度金融发展,使用与环境相关的句子占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比重衡量环境规制,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结合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以及测度的结果对这三个研究对象的现状进行分析。之后,本文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来实证检验金融发展、环境规制这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关系。并通过替换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具体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及合理性。最后,根据检验所得结果对今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出合理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上看,金融发展、环境规制这两个主要解释标量均有利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且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两个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因此其交互项对我国整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消极影响。从作用途径来看,我国整体的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提升的正向效应大于其对技术效率提升的负向效应,从而导致该变量通过改善前者来助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样,虽然我国整体的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这两个分解项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主要是通过振兴前者的发展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这两个主要解释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对技术进步的抑制效应抵消了其对技术效率提升的正向效应,从而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区域层面上看,虽然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环境规制这两个主要解释变量及其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方向与全国层面的方向相同,但是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这两个主要解释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正向推动作用均更大,而其交互项的负向抑制作用相对较小。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并结合中国国情,就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