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鸳鸯蝴蝶派近一个世纪的评价史进行详细的梳理,并从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角度分析产生这些评价的社会、政治等原因,最终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化轨迹。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是围剿,第一节,“新”—“旧”二元对立,详细评述了鸳鸯蝴蝶派从产生初期到新文学革命这段时间内受到的文学批判。第二节从文学价值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这一批判产生的原因。首先,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新文学家接受并牢固树立了“新”优于“旧”和“为人生”的文学价值观念,在这一维度上他们把鸳鸯蝴蝶派打入旧文学的阵营。其次,运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从文学社会学角度分析了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在文学场域内因习性、资本而产生的场域内的争夺。第二章是政治批判,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批判还仅限于文学自身领域认识论问题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受到左联影响,这时的文学评论大都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主。以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为限,第一节描述了这四十年时间里,鸳鸯蝴蝶派被扣上封建余孽帽子的过程。第二节批判中的理性分析。虽然此时的批判还是以否定性为主,但是也有部分作家对鸳鸯蝴蝶派作出了肯定性的分析和论述。第三节是政治规范到学科规范。从政治规范和教科书的文学史书写两个方面,分析了鸳鸯蝴蝶派被政治书写的原因;第三章是重识到升华。第一节从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的写作中详细描述了80年代对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认识。第二节是90年代对鸳鸯蝴蝶派研究的进一步升华拓展。90年代的研究进一步廓清了鸳鸯蝴蝶派的历史面目,研究者从传媒学、接受学、地域文化等方面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也由以前的批判为主相客观、全面发展。第三节全新多样的文学环境。鸳鸯蝴蝶派研究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同当时文学界对通俗文学的整顿、“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和实践以及西方后现代思潮带来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鸳鸯蝴蝶派的评价研究经历了耐人寻味的世纪沉浮,在这一文学现象的背后,体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由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到阶级论的文学史观再到现代性的文学史观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