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关系与竞争行为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竞争关系亦是竞争法的调整对象。跨界竞争的兴起对竞争关系的理论与适用构成了强烈冲击,反映到以平台为依托的互联网经济之中,体现为混业化特性,亦即互联网经济下的多平台化趋势对竞争法规则的挑战。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经营者—监管者”的二重属性,倾向于利用其监管者身份加强其对在其平台进行活动的网络主体的锁定效应以服务于其经营者的营利目的,这极大提高了网络主体的转换信息成本。混业化的经营与竞争特性通过平台包抄加强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锁定效应,也增加了平台上网络主体转换平台时的转换信息成本。互联网经济下的混业化经营特征表现为“基础服务免费+增值服务收费+广告收入”的形式,这也导致原本在基础业务领域互不相干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之间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竞争关系。并且,由于互联网经济是以平台为依托,平台的跨群体网络外部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一特性因可以加强平台企业的锁定效应而成为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进行混业化经营的催化剂。应对混业化经营的互联网经济背景,作为竞争法律部门的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采取不同的规制立场。具体说来,反垄断法方面,在当下以及今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排挤竞争对手的成本降低以及受害者救济存在惰性等原因,应当加强反垄断法的规制;在未来,随着以区块链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垄断主体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将逐渐式微,反垄断法的规制也应当逐渐走向谦抑立场。但是,平台经营者为了抢夺市场将会不惜一切手段,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应当采取显扬的适用立场。互联网经济的混业化特性比作为互联网经济前置性条件的技术性更为重要,“互联网专条”所体现出的主观目的要素认定也因为混业化特性的搅局而愈加扑朔迷离,难以定论。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互联网专条”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定,然而该条所列举的不正当竞争情形较为有限,仍有必要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和相关司法实践,搭建起一个认定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动态分析系统。这种系统总的来说要考量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对经营者利益的考量,第二是对消费者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衡量,第三是对行业规范、技术规范等所体现的商业道德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