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论一般认为,反垄断争议是具有公法性质的争议,是国家司法领域的故有领地,必须通过法院进行裁判,不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进行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反垄断的执法力度以及相关行业的整治,反垄断争议层出不穷,且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尽管现行争议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因其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导致无法发挥最大作用,例如反垄断争议行政执行解决方式无法克服行政执法机构地位边缘化、执法手段单一、执法人才储备不足以及受害人无法得到有效救济等方面问题;而反垄断争议诉讼解决方式也因为审判人员的专业性不足、诉讼周期时间长、受损害一方举证难等原因而深受困扰。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界与实务界发出了将高效便捷的仲裁引入反垄断争议的解决之中的号召,支持仲裁的态度也在审判实务中有所体现。反垄断争议能否通过仲裁加以解决,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也因为法律的不明确在近几年的案件中判决截然不同,存在肯定的一方同时也存在否定的一方。探究反垄断仲裁解决,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在于反垄断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在我国,公法一直受到国家公权力机构的保护,而私法领域的纠纷则可以通过民间性调解、仲裁手段加以解决。仲裁一直被作为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存在,被人冠以契约性属性,而忽视了司法性特质。作为契约属性和司法属性共存的仲裁,可以被应用于被视为公法的反垄断法领域。从可仲裁性角度出发,仲裁由于其自身存在有别于行政执法和诉讼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保密性、中立性以及效率性等方面,可仲裁性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为反垄断争议仲裁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性基础。欧美等国家及地区,由于自身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开展较早,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关于反垄断争议仲裁解决的研究。美国通过一系列司法案例,最终确定了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欧洲等国家也分别通过立法例或司法例直接或间接的承认了反垄断争议可以通过仲裁机制解决,这为我国构建反垄断仲裁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前我国正在对《反垄断法》和《仲裁法》进行修改,本文立足于我国反垄断争议解决多元化以及仲裁制度的发展,从仲裁的视角考察反垄断争议的解决方式,以期对传统解决私人争议的仲裁能否适用于带有公法性质的反垄断争议以及仲裁中反垄断争议的性质问题进行解答,并在分析我国当前相关立法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在规定反垄断争议仲裁解决机制的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