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是指未进入政府监管体系、就业性质处于低层次和边缘地位的就业形式,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在中国,逾半数城镇就业者从事非正规就业,大量劳动者无法享受社会保护,这为社会治理提出了难题。理论方面,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因素一直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既有文献主要提出三种视角:现代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这些解释存在共同缺憾:要么片面强调市场或政府的作用,未考虑两者间互动;要么过分关注冲突,未能充分讨论两者间利益一致性对非正规经济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在政商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应用“政企合谋”理论对非正规自雇和受雇就业规模进行解释,并将既有理论命题作为竞争性解释进行检验。研究基于2002至2016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以腐败程度和市场化指数两个维度构建了新的政企关系类型学,并据此对政企合谋进行测量:在两个指标同时高于各自中位数的情况下,判断政企合谋发生概率显著高于其他情形,由此产生度量政企合谋的虚拟变量。将它和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回归模型发现,政企合谋对非正规自雇和受雇就业的规模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进一步对内在机制作出推断。通过对竞争性解释进行检验发现: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预测未得到支持,结构主义理论对非正规受雇就业规模的解释未得到支持,但对自雇就业规模具有解释力。这具有两点启示:一是中国案例有助于发展并完善现有理论;二是解释非正规经济应当更加关注其内部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