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问题在中西方司法裁判理论中均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此类案件中规则难以提供确定的裁判结果指引,因而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难题。关于“疑难案件”的产生存在两种意见:哈特为首的实证主义者采取语义学进路,主张“疑难案件”系落于规则边缘地带之案件,语义学理论导向裁判疑难案件的“规则文本解释理论”。德沃金驳斥此观点为“语义学之刺”,法律人关于疑难案件的争论并非语义争论,而是法律根据的争议,理论争议导向建构性诠释理论。司法诠释过程分为三阶段:前诠释阶段,法官就待诠释的法律内容达成共识;诠释阶段,法官以其对法律价值的信念指导自己进行原则构建;后诠释阶段法官对诠释结果进行调整反思。德沃金为司法诠释结果的检验提出两项标准:“符合”标准要求诠释须与过去法律实践一致,此为入门要件。多个符合的诠释结果出现,即为疑难案件,此时法官以“证立”标准选择最佳方案,即何种诠释最能体现特定社群的政治道德共识。司法裁决是“发现唯一正确答案”的过程,而非任意选择的合理化。前诠释阶段的法律共识根植于“法律是什么”这个概念观追问中,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三种理论:惯习主义主张法律系社会事实,它取决于过去政治决定的明示外延。在疑难案件中,规则已穷尽,此时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为了限制此种自由裁量权,使其不僭越民主立法权,惯习主义主张法官进行“立法者意图发现”推理。实用主义者视法律为活的事实,法官没有遵循先例之义务。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总是“向前看”,疑难案件中,法官仅需根据“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构建论据。在批评二者的基础上,美国学者德沃金提出了整全性的法概念观。他指明法律体系不仅仅是规则的集合,其内容因特定社群在一系列潜在的基本规范原则上表现出的一致性共识而得到合法化和扩展。在既往的政治决定、法规和其他相关法律文本中,这些原则是“隐含的”、“潜在的”或“内在的”,他们是“本能的法律”。法律并非存在规则漏洞的体系,而是一张无缝之网。此外,法律命题是权利的命题,疑难案件中,裁判依据的法律内容关涉原则、政策等,但司法裁判只能以论证公民个人权利存在与否的原则论证方式进行,而不能以有益于某个集体目标的政策论证方式证立司法判决,因为这种实用主义策略无法为强制力运用的正当性提供论据。诠释活动在“价值”的指导下进行,惯习主义承认司法裁决应当尊重过去的政治决定,此要求服务于正当程序价值。在疑难案件中,因缺乏明示的决定,不再要求进一步的一致性尊重,法官自由裁量即可。而德沃金指出整全性是独立于公平、正义、程序正当的独立价值,因其自身而重要。它要求的并非机械的规则、惯例遵从,而是深层次的原则一致性。故在疑难案件中,法官仍可在政治道德原则中寻找论据,并且以对公民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对待进行后诠释阶段的评价,这是惯习主义和实用主义所无法提供的。整全法裁判方法因其对政治道德原则的融贯追求指引法官在疑难案件中进行道德推理,这引发了两方面的批评:对法官进行道德推理应当性与可能性的质疑以及对道德推理的结果是否具有唯一正确性的怀疑。外部道德怀疑论者基于道德真理的不可实证性驳斥道德推理,内部道德怀疑论者则基于价值的不可通约怀疑多个道德论证中有无最佳答案。德沃金以检释的真理观回应了外部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的真理性不在于其可被证实。德沃金以伦理价值规范个人选择,而道德规范如何对待他人,个人选择可以多样,没有对错之分,而道德拥有统一标准回应了内部道德怀疑主义。其本人没能提出通约“符合”与“证立”的标准,只是反驳说“不可通约性”并非默认命题,因此其是否成立还需要实质性论据。我认为“唯一正解”的道德立场批评者们误解了德沃金的命题,与其说他试图提供疑难案件诸个论证间一个物理答案式可被证明为唯一正确的裁决,毋宁说他只是希冀于提供达致这样的答案的一种思考与论证方式。其重点在于指引法官如何去提问,而非将法官引向某个特定答案。对整全性方法的另一种批评声音来自于实践层面,以波斯纳为首的实用主义者以现实法官难以像德沃金构建的“赫拉克勒斯”模型一样慎思并且全知全能反驳整全性裁判方法的运用可能性。但是其主张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一样需要法官本人的诠释,且现实法官与“赫拉克勒斯”仅在推理的梯度上存在差异,而在法律诠释的内容及方法上并无差异,实用主义方法无法有效地回避实质性推理。德沃金的整全性裁判理论体现了法概念上标准型概念向诠释性概念的转向,法律渊源上唯实论向规范论的转向,真理观上形而上学向视阈融合的转向以及范式上观察者向参与者的转向,因而在法哲学层面具有特殊意义。该理论同时实现了法律实践描述性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统一,维护了法律推理的“自治”。尽管其产生的司法环境与我国法律制度存在诸多差异,但其理论中原则论证的思想对我国能动司法的矫正,权利命题对我国法治理念的转变,实质推理对我国法官角色的定位均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