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影响最大、人才最盛的报纸之一,其中重庆版《大公报》存在于其发展的鼎盛阶段——抗战时期。社评是重庆版《大公报》的重要栏目,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对重庆版《大公报》在抗战时期发表的1941篇社评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这时期的社评在国内外议题上的关注度差别不大,但是存在阶段性侧重的特点,尤其在国内战事、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民生与文化教育以及日本、美国内政国事议题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关注波动,这些波动与当时的战事及国情密不可分。通过分析,本文发现抗战时期的重庆版《大公报》社评为读者建构起了以排他性认同、彼此认同和整体认同三个维度为主要内容的国族认同框架。在排他性认同维度下,《大公报》通过比较的手法区分和排斥中华民族的外群体——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同时通过呈现本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接纳与认同中华民族这一内群体;在彼此认同维度下,《大公报》在当时中国三对群体——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个政党、海内外中华同胞、国内报界同仁之间传播彼此释放的信息,以建构国族认同;在整体认同维度下,《大公报》主要通过强化民族疆域观、褒扬统一战线下的国军队伍、树立五类中国国家正面形象和点明“中华民族”“国族”两个关键词,来建构国族认同。国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重庆版《大公报》向当时的读者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国族画卷,这画卷中包含了以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中国人、国内政党、海外侨胞、报界人士、领土、租界主权、国军形象、国家形象等为内容的国族认同意象。在建构国族认同的过程中,出于国家民族情感的激荡,以及《大公报》自身文人论政和市场导向的双重性质,《大公报》也存在着部分历史局限性,比如在关于国共两党的话语中扮演着“不倒翁”的角色,在关注度上更偏向国民党一方等,这与《大公报》生长的时代土壤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