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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了农民不愿种田、农地弃耕撂荒、劳动力不断流失、农地非农化进程加快等变化，“三农”问题备受关注。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暂时现象，还是一种长期化的必然趋势?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它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又意味着什么?我国政府、企业与农户又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给予理论上的回答。
本文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研究的角度，采用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瞄准以上问题，通过对近20多年来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集约度、播种面积与农地弃耕撂荒等变化的研究，在初步构建农地边际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农地边际化问题的发展过程、区域差异特征、农户行为响应模式及其驱动因素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并对农地边际化背景下的土地资源管理与生态建设政策进行了探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农地边际化是一种受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综合驱动作用的过程，一种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农地变得不再具有经济生产能力的过程。它的本质是农地利用的纯收益出现小于或等于零。农地边际化有高端边际化与低端边际化两种基本类型。农地利用的“纯收益指标”、“集约度指标”与“播种面积指标”是诊断农地边际化的三大指标。如果该农地利用的“纯收益”为负，且在随后的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了“集约度下降、播种面积缩小、甚至弃耕撂荒”等变化，可以判断该农地利用出现了边际化现象。
(2)近20多年来，在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过一次边际化迹象与两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1987年前后，农地利用纯收益出现下降特征，但持续时间较短，农地“边际化”特征不明显；而在1991年前后与1996年以后分别出现的边际化现象，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比较而言，第二次边际化现象程度更重，而且有长期化迹象。
(3)近20多年来，中国农地利用变化有如下特征：①集约度与总播种面积均有不断提高与扩大的总体趋势，但在扩大过程中却有“一次波动(1985年前后)与两次显著下降(1992-1993年、1997年以后)”变化；②在集约度下降时期，农作物播种面积明显缩小，农地弃耕撂荒现象开始显著增加；③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在三大粮食作物与四大经济作物生产过程中均有明显表现，且在出现显著变化的时间上具有相对一致性；④不同区域之间农地利用的变化特征差异显著。西部地区农地利用的集约度与播种面积有稳定的上升态势，耕地撂荒现象较轻；东部地区总播种面积呈显著下降态势，集约度在1992-1993年与1997年以后持续下降，耕地撂荒较为严重，1993-1994年是本区耕地撂荒现象的多发时期；中部地区农地利用的变化特征介于两者之间，但耕地撂荒主要集中在1998-2002年间，撂荒程度最重、涉及范围最广；⑤中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变化，与农地边际化现象出现的时间具有较好的对应性，只是在时间上滞后了1-3年。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显著变化是农地边际化规律作用的结果。
(4)从农地边际化的区域差异来看，在1987年前后出现过“边际化迹象”，但持续时间短、程度轻，只在东部省区有弱的表现；第一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出现在1990-1992年间，东部地区最为严重，中部省区次之，西部表现不明显；第二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出现在1996年以后，其持续时间长于第一次，中部与东部省区边际化程度较重，西部省区边际化程度较轻，但呈加重之势。从农地边际化现象的时空演变过程来看，东部省区要早于中部与西部省区，边际化现象存在一种“自东向西”扩展的发展态势；发达省区农地边际化现象出现的时间相对早于欠发达地区省区，存在一种“自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延伸的发展态势。
(5)目前我国农户的行为响应主要有“变更农地利用类型、改变农地利用方式、加速农地非农化进程、减少成本投入、缩小农作物播种面积、弃耕撂荒与区域间的协作响应”等模式，但不同区域之间差异较大。发达地区农户对边际化的响应目标不是简单追求农地利用的纯收益大于零，而是追求比较效益最佳，当边际化现象(多为高端边际化)出现时，农户的行为响应速度较快；欠发达地区以“低端边际化”为主，农户响应主要以“温饱”为目标，当边际化现象发生时，农户对边际化现象的响应速度要迟缓得多。
(6)我国农地边际化现象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必然结果。近20多年来，我国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为农地边际化现象出现创造了“门槛”条件(“农户生活水平在温饱生活水准以上”以及“农产品交易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而价格与贸易、税费负担与土地使用制度等因素对农地边际化现象具有“触发”作用，自然条件与经济水平在区域上的差异则是农地边际化现象进一步分异的基础。
(7)政策启示：①在农地边际化规律作用日益加强的情况下，那些土地质量较差、区位不好的耕地应当退出农用的范围；②东部与中部那些农地边际化现象严重的地区，可能比西部省区更具有退耕还林(草)的基础；③“减负增收”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推迟农地边际化现象，但不能消除边际化现象，因此，需要各级政府从土地利用制度层面做出更为积极的响应；④国际贸易因素在未来可能对我国农地边际化带来严重影响，我们要未雨绸缪，早做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