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缅甸独立以后便推行亲西方的“中立外交”政策,并借此寻求英美国家的援助。出于对中立外交的不信任和缅甸政局动荡的考虑,华盛顿并未对仰光的援助请求给予积极回应,而是自然而然地将英国视为对缅援助的中坚力量和主要角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积极调整其亚洲战略,并在英美协调的框架下向缅甸提供了有限援助。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一度延续了杜鲁门政府的相关政策,坚持认为缅甸推行的中立外交政策是不道德的政治行为,加之缅甸政府又因缅北蒋军问题主动断绝了美国的经济援助,双方的援助接触一度陷入停滞。而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改变了美国对中立外交的认识,华盛顿逐渐确立了通过援助拉拢缅甸倒向西方阵营的战略目标,开始积极向仰光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此后不久,中、苏两国纷纷倡导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平共处,并向后者提供大规模援助。为了应对“中苏经济攻势”,华盛顿逐渐接受了中立外交理念,确立了“维持缅甸独立地位”的援助目标。在此过程中,美国不断作出“妥协”和“退让”,力图通过援助实现缅甸的非共产主义化。于是,便出现了施援国在援助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受援国在援助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吊诡现象。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逐步改变了对中立外交政策的认识与理解。总的来看,美国政府寄希望于利用援助影响缅甸的内政外交,增进缅甸政府与“自由世界”的关系。而缅甸政府期望接受“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完成国家计划,增强军事实力,促进缅甸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双方在战略认知和援助目标中存在的分歧与差异构成了美国对缅甸援助的结构性矛盾,进而对双方的援助谈判构成了重重障碍。这一矛盾的显现成为肯尼迪政府试图在缅甸推行开发援助的一个重要因素。受此影响,美苏两大阵营在缅甸争夺的性质也从意识形态之争逐渐转变为发展道路和制度优势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