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对儒学的研究已有百余年,到20 世纪下半期更进一步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在二战后政治哲学研究复兴的影响下,儒学与民主的比较研究成为美国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言,美国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讨既有标准的政治或社会经济的研究方式,也有哲学层面的讨论,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学术研究的繁荣。19 世纪的爱默生和20 世纪的马克斯·韦伯对儒学的研究奠定了美国学界研究的基础和规模。而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美国学术界兴起的对多元民主理论的探讨,是对儒学政治层面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这两方面共同促成了美国学界的研究在深层理论层面上的广泛开展。20 世纪下半期美国学术界开始对儒学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关系问题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就其学术研究历程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研究初步兴起阶段(1950-60 年代)。这一时期,在研究主体上出现了两大派别的分野。在传统汉学研究之外,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迅速崛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研究方向上,他们打破了传统汉学研究的樊篱,创建了以地区研究为特征的中国研究新模式。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力求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实现跨学科研究。2、理论和方法革新阶段(1970-80年代)。20 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学术界开始对费正清学派西方文化本位的研究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和兴起。3、研究多元化发展阶段(1990 年代)。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多种研究模式在这一时期得以提出,多种研究方式在多个领域,诸如历史、哲学、政治等的研究中得以使用,成果丰硕。在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中,美国学者提出了多种研究模式和多样化的学术理念。这一时段美国学界的研究有两条明显的贯穿始终的主线:批判性的解读和创造性的“误读”。美国学界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从批判性解读到创造性“误读”嬗变的过程。美国学界对儒学与民主的比较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中国问题研究模式的转变和比较哲学研究模式的运用,凸现了其方法论层面的价值。2、其研究对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沿革演变,尤其是